在弗洛伊德看来，移情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情感及情绪核心，患者是否具备发展移情的能力，是决定能否接受分析的前提，也就是说，移情是可分析的一个关键特征。弗洛伊德认为，精神病患者之所以无法接受分析治疗，正是由于他们大量的自我关注（自恋性力比多投注）阻碍了移情发展，并据此区分了“移情神经症”与“自恋神经症”的不同，前者包括各种可分析的神经症如强迫症、癔症、恐惧症等，后者包括各种人格障碍、边缘性人格、精神病如精神分裂症、重型抑郁症等。总之，在传统的心理动力学框架内，精神疾病及各种自体疾患和自恋型人格障碍患者，是无法接受分析治疗的。
科胡特对于“自恋”这一概念的修改及其临床实践，改变了弗洛伊德的这一判断。科胡特说：“自恋不是由本能或力比多投注的‘标的’（target）或对象来界定的，而是由本能或力比多自身的‘性质’（quality）或能量的‘本性’（nature）来界定的。”对自恋概念的这一划时代的修正，使得自恋型人格患者以及其他自体疾病患者，成为了可以分析的对象。
不过，相对于移情性神经症患者而言，自恋人格及自体疾患者通常难以与治疗师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关系。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可能与现实保持接触，具备一些基本的自我功能，能够一定程度上适应环境与社会，甚至非常善于语言表达，但他们却常常沉浸于自我想象的世界中，或者沉浸于完美、自大的自我感受中，或者沉浸于对完美客体的卑微的依附感中，以至于分析师以及分析性的话语对他们来说似乎都不重要。
譬如阿喜，就是这样一位来访者。他是一名27岁的同性恋男子，他来求治的原因，是令他感到弥漫而模糊的抑郁情绪，以及职业上的“无所适从”感，他说自己“无法找到自我”。他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怀着强烈的动力执着地接受精神分析，并先后更换过多个分析师，寻找那个合适的对象。其原因是这些分析师都试图通过分析解释来改变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无法让他自由地叙述下去。阿喜向我描绘着他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野心，并在谈话中不时地嘲笑母亲的幼稚、父亲的无能，似乎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大人。但他一直处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缺乏稳定成熟的工作经历，以至于他不得不依靠母亲每月的资助来维持节俭的开支。不过，所有这些并不妨碍他继续翱翔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自由想象里。在他的感受世界里，治疗师不过是一个拥有无限耐心的倾听者，一个负能量的接受与保留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改变。
自体疾病患者尽管会在治疗或分析关系中产生移情，但这种移情却明显有别于移情性神经症，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移情（这种移情常常是针对外在于患者自己的某些个独立的对象或客体的），而是针对那个养育他（她）的母体——自体客体——的移情。即是说，治疗师面临这样的困境：自体疾患者只是把你当成了那个想象中的母体，他（她）需要这个“母亲”给予充分的容纳与镜映，并在关系中允许或容忍他（她）表现出婴幼儿般的任性或无助，而不必要提供符合现实法则的解释与引导。譬如，逃避接触人格患者，他们常以疏离、不相关、不可接近、脱离和无法表达情感作为临床表现，借以维持一种自体自足的隐喻，并以此作为一种防御，以避免自己感受到更深的依赖感、被拒绝的恐惧和脆弱感受。
患者借此对“自体客体”移情过程，置换自己的感受、想法到分析师身上，这些往往是衍生自患者先前生命里的主观影像，而不是治疗关系中实际呈现并符号化的印记。患者因移情而将其主观影像关联或投射到治疗师身上，恰如治疗师就是其早期生命里的那个母体或母亲一样。理解这一点很容易，譬如，婴儿并不了解自己母亲的真实面向，但他们却对母亲的响应深信不疑。所以，针对“自体客体”的移情关系，以想象性移情为主要特征，通过这一移情过程，患者将早期内射而得到的父母双亲表象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并赋予治疗关系以某种情感意义与价值。治疗师需要知道，患者在移情关系中所呈现的可能是早期母婴二元关系的经验或印记，同时也包括环绕着早期经验的、属于患者的主观感受和想象，以及与此相关的幻想与防御。
科胡特进一步明确指出，自体疾病患者特别是自恋人格患者对治疗师这个“自体客体”的移情，实际上是一种自恋性移情，它包括三个主要的类型，即：反映性移情、理想化移情和另我或孪生移情。这些移情作用是孩童期人格发展的关键心理过程。也就是说，对已经成年的患者而言，没有这样的移情作用或者移情失败，无论是在生活层面，还是在分析治疗情境中，自体的发展就会受阻。
⑴.反映性移情：又称为“镜映移情”，一般见于婴幼儿稍后的生命体验中，即1-3岁的分化期。当一个人已在此领域获得足够的成长时，将获得了一种自傲的成人感觉：“看，我可以把控或迷惑一切，不管我使用何种手段，我都能处在随心所欲的自我满足中”；“如果我不能得到满足，这绝不是我的错，而是他们的无知和缺少欣赏我的眼光！”不难看出，患者的镜映移情会动用到“夸大的、无所不能的、展示性的自体”。也就是说，在这种移情中，患者试图集中各种完美品质于夸大的自体，而将所感受到的“不完美”配送给某个客体及外部世界，以维持一种原发性自恋状态。
⑵.理想化移情：这是一种与“镜映移情”相对应的更为原始的移情形式，自体通常停留在1岁以前的未分化状态，原因较为复杂，可能是母婴关系“断裂”的结果。在这种移情模式中，患者动用了内心被“理想化的父母双亲”意象，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重现了孩童早期阶段的母婴关系，他们力求和治疗师保持融合并以此坚守住自身全面性的完美性与安全感：“我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你是完美的，而且你爱我！”不过，一旦和具有完美双亲价值的治疗师分开，或者被拒绝，则意味着大权旁落、无助、劣等、沮丧与空虚。
⑶.另我或孪生移情：在治疗关系中，患者的“镜映移情”会以各种不同方式来显现。我们知道，在最原始阶段譬如6-12个月期间，孩童的自体经验所及的对象包括自己的父母家人，以及那些充当母体的可能的养育者，就像他们和自己并没有分开存在那样，而且他们是全能而完美的。这种状态被科胡特称之为“透过夸大自体扩展而来的融合者”。不过在治疗关系中，如果这种“镜映移情”不充分或者未能实现，患者便可以假定治疗师就像是另外一个自己一样：“我知道你也只有你明白我的所有想法，就像我同样知道你的那些感受那样，我们无需说什么，彼此都懂！”，据此维持一种与治疗师的不可颠覆的孪生体验，这种移情体验被科胡特称之为“孪生或另类自我移情”，即患者能够在治疗师那里发现另外一个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孪生移情甚至可以被患者描述为某种程度的“通灵”效应，可以将其视为是镜映移情作用的一个亚类。
在一个特定的治疗关系中，上述三种移情模式可能呈相互交织状态。治疗师作为“理想化父母”的形象，用以支持患者夸大自我感的持续存在。但请注意，这样的移情关系常被患者持续升高的期望所复杂化，以至最终导致无法满足。这时患者就会感到失望，也因此而暴怒。当治疗师以足够的耐心与勇气将治疗关系持续下去时，在某个修通（即恰恰好的幻灭）的时段，患者被鼓励逐渐对理想化的治疗师的影像放手，而且真实地承认在“理想化的自体、客体表象”和“真实的自体、客体表象”之间的差别。要完成这一转变，需要经历一个“转换性内化”的艰难过程。
不过请注意，理想化移情在临床发展的具体形态上，可以是较原始古老而病理性的，也可以是较成熟而健康的，这取决于患者“力比多固著作用”所处的阶段或位置。分析治疗中，患者一旦与治疗师之间建立起针对自体客体的移情关系，患者就会感受到有力量、有能力及我是好的。如果这种被理想化的治疗师影像被别的力量所掠夺，或者被治疗师的反移情所破坏，患者将会减低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且觉得继续接受分析治疗是不值得的。
就移情本身的特性及力比多固著来看，针对自体客体的移情关系，可以是正向的，这时患者可能不切实际地过度理想化治疗师或者爱治疗师。但它也可能是负向的，这时患者不喜欢甚至恨治疗师，而无需事实上或现实上的理由。这些都可能导致治疗关系的终结。因此，治疗师总是处于困境。患者可能要求治疗师做出随手可及的立即反应，例如，治疗师必须确认患者的特殊性或独特性，甚至唯一性，这就给治疗师创造了一种两难困境：如果治疗师维持沉默且不予满足，患者会变得暴怒而具有攻击性。然而，几乎任何治疗师所给的答案或反应又都会被患者认为是错的、是他（她）不需要的，这也会导致患者释放出非理性的否认或暴怒：“我没要你这样做”、“你帮不了我什么！”这种情形在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和婴幼儿化的患者身上是很常见的。
而分析治疗关系的继续存在，恰恰有可能打破这种防御性的反应模式，让患者在治疗关系中通过移情关系的充分发展和作为母体的“自体客体”的引入而逐渐得到治愈。从分析治疗的最终结果看，顺利经历“转换性内化”环节的患者将会确认，将理想化的父母影像加诸到自己的分析师身上，是不恰当且时空错置的显现。或许他们能够真正意识到，这种移情的实质，不过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与空间，以及错误的对象身上，表达了某种正常的情感而已，并且通过治疗，他们在治疗关系中学会了与真正的客体打交道。出现这种结果，不仅是患者的成长，也是治疗师的幸运！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