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于1856年出生在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弗莱堡村子。他的童年后期和几乎所有成年生活都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他一直是狂热的亲英派人士，热爱英语和文学，年轻时曾一度考虑移民英国。当其终于抵达伦敦时，他正遭受下颚恶化着的癌肿的折磨，其情形是悲哀和可怕的。他固执地拒绝离开家园，直到危险不再能否认下去，他在晚年的国际声望让朋友们设法帮他和直系亲属在1938年逃离纳粹。
弗洛伊德遭受洗劫且书被焚毁，在批准离开维也纳之前，他被迫在一张纸上签字说他一直受到优待。他在签字旁补充：“我可以将盖世太保隆重推荐给每个人。”弗洛伊德在伦敦受到维也纳从未给过他的热情。他在一年之后，即于1939年与世长辞，幸运的是，他不知道后面的4个妹妹：罗莎（Rosa）、玛丽（Marie）、阿道斐（Adolphine）和波琳（Pauline）都于1942年死于集中营。
弗洛伊德去世时，精神分析已成为遍及全球的现象。它除了是一门研究和治疗方法外，还是理解心灵活动的一种全新方式。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始于一个人，及其后来由其追随者形成的小组。当它在全世界传播，其采取的形式在当地既取决于促使其发展的特殊人们，也依靠它植根和发展的文化。荒谬的是，纳粹努力扑灭这一“可恶犹太作风实践”的结果只是促使了安娜.弗洛伊德在一封未公开发表的信中引用在斯坦纳（Steiner）所称的“一种新型大移居（a new kind of diaspora）”的出现。
有关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许多好的传记，例如琼斯（Jones）、盖伊（Gay）、罗伯特（Robert）等。参考他们的资料，本章将基于弗洛伊德的生活史对其思想的发展作出一个广泛性的概述。本章还将简述精神分析不同学派是如何将弗洛伊德思想的不同部分作为用于其发展的出发点的。
（一）弗洛伊德从“大脑”到“心灵”的转换
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弗洛伊德在作为私人神经科医生时就有关于心灵的发现。维也纳是一个激动人心、有创造性的城市，一个让弗洛伊德陷入深深依恋的城市。但这个城市阶级压迫和反犹太人的文化激怒了他，并使其遭到挫败。弗洛伊德不断接诊那些今天可能到全科医生那儿就诊的病人——那些被错误定义为有躯体和精神疾病的受惊吓和不快乐的人们。通常，这些人也是被更出色的医生视为无法分类和不可治愈的，其主诉被人忽略的病人。弗洛伊德原本没有计划从事与病人相关的职业，他最初的爱好是对脑的实验室研究。可他来自一个贫穷家庭，这种工作收入及其微薄，几乎不能提供任何职业发展机会。他极希望能负担同恋爱5年的未婚妻玛莎.伯蕾斯（Martha Bernays）结婚的费用。1880年初订婚期间，他几乎每天一封的情书形成了一个男人鲜活的印象：他的激情和独占式嫉妒、源源不断的想法、傲慢又自我怀疑的同时迸发、以及讽刺性的幽默以及自我观察（self-observation）不寻常的能力。
作为博学者和精力充沛的思想家，弗洛伊德对文学怀有浓厚兴趣，他有着天赋的散文风格，刚20多岁还是医学院学生时就把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一部著作译成德文。那时的医学培训不太正式，弗洛伊德喜欢花大量时间同布拉克(Ernst Brücke)一起研究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后者是一位鼓舞人心的老师，也是霍尔海姆茨(Helmholtzian)唯物主义思想学派之一，相信一切生命现象必须（且应该）还原到物理和化学方面。在其它新颖而有独创性的贡献中，弗洛伊德建立了一种用于神经组织显微镜工作的重要染色程序，并继续开展对儿童言语障碍和脑瘫的创新性研究。
弗洛伊德勉强从实验室搬到咨询室，致使其思维重点从“大脑”转到“心灵”。在19世纪，身体除大脑之外的部分常被认为在相当具体的方面是精神痛苦的原因，部分因为身体常常是生动表达精神痛苦的媒介。其中，被称作癔症的戏剧性障碍就是一个例证。癔症在弗洛伊德的发现中起重要作用。现代单词“癔症”描述极端而相当戏剧化的兴奋状态。这不全然是其最初含义，这部分归功于弗洛伊德。不仅限于我们的语言，也包括身体，我们表达痛苦的方式也发展了。
19世纪晚期癔症病人时常带着不符合已知神经疾病典型模式的肢体瘫痪来找医生看病，瘫痪区域与肢体实际的神经供应不一致，但却符合对肢体的精神观点（mental idea）。其它表现包括突然不能说话或看东西，或有着类似超凡着魔的异乎寻常的痉挛症状。癔症在过去和现在都不同于诈病，尽管这些病人常被指责为诈病，但他们并不是在“装腔作势”。他们确实相信自己瘫痪了，或哑了，或看不见了，虽然常表现为不可思议的镇静，好象内心解除了什么，将他们自己被动地放在家属和医生手中并以此得到关心。弗洛伊德作出假设：症状有象征意义而且是一种微妙的交流。一个癔症性失明的人则是用症状在潜意识中说：“有一些我不能忍受去看的东西”，或者，强烈的癔症性失语可能是对强有力和破坏性事物的恐惧，病者若能讲话，便可能将这些事物说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休克”也是癔症的一种形式。那些在壕沟里打仗而被迫超越情绪限度的男人，有时会崩溃出现缄默不语或瘫痪状态。尽管儿童也可能制造这些症状，现在许多西方成人也有心理学头脑。特别是妇女的自由和独立意味着她们能用词语表达自己的激情、冲突和痛苦，从而更直接得多地对他人表达。但时常有难以直接表达痛苦导致的微妙形式的癔症表现，这种情形仍然时有发生。
癔症总在医生那里引起强烈甚至令人痛苦的反应。治疗上的早期尝试是切除阴蒂，弗洛伊德时代这种方法并未完全过时。即使到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一些炮弹休克的士兵正开始受益于多种分析方法（如小说家巴克Pat Barker的“新生”三部曲中所述）时，其他人若因为懦弱而逃避治疗就用残忍的方法治疗，如达到缄默不语或瘫痪肢体的电休克，以尽量迫使他们回到正常状态。在事后分析性认识的重新帮助下，我们会看到，受伤的压抑个体（家庭妇女或士兵）被推到极端且不能直接交流的绝望和盛怒状态：这些强大的攻击感被投射到另一人那里并由另一人（医生）扮演。
弗洛伊德离开布拉克的实验室时从事的是神经科而非精神科医生职业。在19世纪80年代，而今当作焦虑和抑郁症状认识的许多东西被看成脑变性障碍的一部分。癔症要么用同样的方法被发现，要么作为诈病者被开除。神经科医生使用躯体治疗如电神经和肌肉刺激、按摩和水疗。同癔症一样，弗洛伊德发现许多在精神和躯体上处于耗竭状态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病人也常常是妇女。
神经衰弱和癔症会悲惨地在医生之间来回奔波，常引起无助和不耐烦。相反，弗洛伊德对此充满高尚的兴趣和好奇心。他提议常规的躯体治疗，很快他怀疑这些治疗没用，而对他那个时代（甚至或许对我们这个时代）不同寻常的是，他最先感兴趣于倾听病人，鼓励病人谈论其生活和家庭并讲述他们的故事。在这方面他部分受到早年一位重要朋友沙可（Jean-Martin Charcot）的激励。
在那个时代，对神经病障碍的法国方法比欧洲其它地方更先进且更有内涵，弗洛伊德29岁时就努力工作以争取6个月的出国奖学金，从而有机会去巴黎医院的好争论却有超凡魅力的神经病学家夏科手下工作。夏科致力于对神经疾病的详细观察和分类，常在众多钦佩他的听众面前论证癔病症状可经由催眠暗示这种纯心理学方法得到暂时减轻或消除。他认为癔症可由创伤触发，这提示“性问题”常牵涉进来，但他坚持传统观点：主要病因是基本的脑缺陷。对弗洛伊德来说，夏科的工作播下的种子最终使他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癔症基本是心理障碍，有心理学根源和借助心理方法达到永久痊愈的可能。他发现并证实了意识能够割断与不想要的想法和感受之间的联系。
（二）精神分析的诞生
故事中说到这一点上的另一重要线索是弗洛伊德与同一位年长朋友布罗依尔（Joseph Breuer）的长期友谊与合作。布罗依尔告诉弗洛伊德，他在治疗一个严重癔症妇女时是如何和她一起发现宣泄的功效的。病人（著名的安娜.O）会从倾诉与症状起源有关的所有想法和近期记忆中获得减轻和暂时稳定，她渐渐称其为“谈话疗法”或“扫烟囱（chimney-sweeping）”。弗洛伊德在这一新想法刺激下作了一个根本改变，象布罗依尔一样试验，鼓励病人在催眠下暴露关于某个特定症状让她想到的一切。催眠失败时他运用这一技术：在把手按在病人前额的那一刻，简单指导病人确切说出她脑中的想法而不用审查它，他会继续把手压在前额，直到病人开始暴露似乎能理解症状的材料为止。
随着经验增加，弗洛伊德开始省略治疗中的催眠和压力要素，渐渐发现如果他只是鼓励病人自由谈话，他相信能产生某种重要模式，这一方面在主观领域代表他对霍尔海姆茨决定论的激进的新说法。弗洛伊德逐渐认识到，神经症的根本要素组成心灵深处的模板，通过一连串联想同表面联系起来，而且机会来临时，真相必定浮现到表面。当弗洛伊德越来越能放弃对病人的控制并要求病人做同其想法同样的事且努力直接说出他们脑中所想时，现代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技术逐渐发展起来了。不过他很快发现自由联想很困难，对自由联想的阻抗很快出现（这不相关，我不想费心去说这点，或这太麻烦或幼稚了，他真的不能要我谈论这点）。弗洛伊德一度超越其治疗的唯一目标是“让东西离开胸部”如同从疖中放出脓液的简单宣泄模式，他开始发现阻抗的偶然性本身有趣且有意义。他逐渐将阻抗同似乎引起了正被症状置换的潜抑记忆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发现，病人的一系列想法习惯性地从围绕其症状的困难移回到童年的困难。他也发现病人的联想常犹豫不决而坚定地转向那些甚至对医生也不坦率谈论的性的事件（尤其是妇女病人）。弗洛伊德起初同病人一样被事情的发展倾向吓倒，而后对这一发现保持了独特的兴趣。因他关于癔症的新观点和对不可信的法国催眠技术的运用，在维也纳医学圈中已被看成是怪人。他正发展的关于神经症的性别起源理论最后结束了他对传统职业的展望，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他已基本脱离医学机构。
布罗依尔最初忠实地支持弗洛伊德，而且他们一起发表了里程碑《癔症研究》（1985）。但作为弗洛伊德的合作者，布洛依尔最后回避揭示事情的性倾向，并决定不再进一步合作。后来发生的事情是，布洛依尔突然终止对安娜.O的治疗，因她突然对有礼貌的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激情。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不同，当类似事情开始发生在他自己的咨询室，他并不害怕和厌恶。相反他对事情的更进一层发展感到好奇。病人不仅渐渐向弗洛伊德谈论强烈和扰乱人心的记忆、恐惧和激情，而且开始同他在咨询室重新体验它们。对过去的看法和记忆似乎能在此时重新体验：即移情正开始受到他的关注。
（三）诱惑假设
似乎弗洛伊德也独特地“爱上”了病人和理论发现，除此之外暂时看不到更合理的解释。他在20多岁后期对关于可卡因治疗可能性的迷恋以及最初对其成瘾性危险的视而不见就是一个例证。在整个一生中，弗洛伊德也深切依恋一系列年长男性朋友，且有时明显受其影响的癖性。不过，能反映其性格的还有从错误中学习并改变最初想法（mind）的惊人能力。到1893年，弗洛伊德在大量病例的基础上强烈地认识到，癔症总是儿童期被父亲或另一亲密亲属（母亲）“性骚扰”或“性诱惑”的结果。这样说是因为他在家庭关系内部，在梦、失误、白日梦和其它材料里，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儿童期性欲的参照，这使得他猜测儿童和父母之间的实际性接触。
尽管对这一发现令人感到震惊，弗洛伊德仍热衷于帮助许多病人，并因此终于出了名。这极大地方便他能稳定支持日益增加的家庭开支。在他的信中有这些证据（在自传研究中也同样有过提示）：他经历过一个他如此信服的观点以致经常以此观点去感化病人并相信它。然而，当弗洛伊德借助暗示一步步从催眠和对病人想法的控制中越来越多地转到真正容许未知和未想到的东西出现时，他认识到他的理论不总是相当确实的，他确信不疑的东西正在开始减少。在1897年他写给朋友弗利斯（Fliess）的一些信（见玛森Masson，1985）的内容表明，每当失去一个他投资如此多的理论假设时他有多么失望。
（四）儿童期性欲
尽管有人提到弗洛伊德曾一度试图抛弃所谓的性诱惑假设，但这是不确实的。他继续相信儿童的性虐待发生了而且有害，但他抛开的是关于癔症的这一相当简单的原因解释。用类似方法，他也逐渐丢开其它机械的性欲理论，譬如这样一些些观点：神经衰弱是性欲释放不充分的结果，焦虑是被积压并转换成另一形式的性的张力。他在这些“水力”理论中发现的是些微妙和复杂得多的东西。他认识到儿童并不是简单被动地记录并对外部事件做出反应，而是要经由他们自己令人激动和可怕幻想的丰富内心世界的过滤和解释（心理世界主观真实或想象）。弗洛伊德最终拒绝忽视那些由父母性虐待所导致的损害，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种性虐待为什么如此有毁灭力。
弗洛伊德无疑是第一个向儿童期的天真挑战的人。他的证据既来自病人也显然来自其开始于1897年并在整个一生中可能断断续续保持的自我分析。他感觉这么做迫不得已，这不只是由于对科学的好奇，而且因为随父亲去世后他承受痛苦的方式。在这次丧父后他很抑郁并且妨碍了他的工作，出现了多种心身症状，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害怕死亡。
（五）梦和自我分析
我们从弗洛伊德同弗利斯的通信中了解到有关其自我分析的很多内容。弗利斯作为弗洛伊德一系列理想化的男性好友之一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倾听者和理解者）长期接收弗洛伊德日常信件中想法和感受的流露。弗洛伊德决定用他的梦作为进入其神秘内心世界方式的最好起点。他的许多梦被写进他的主要著作《梦的解析》（1900）。他自己努力对梦进行自由联想，就像要求病人做的那样，尽其所能跟随他的思路，努力不避开表面上否认荒谬、令人震惊或痛苦的一切。
弗洛伊德独特而坚决地探索这一事业，就个人而言发觉它可减轻痛苦，同时也以此从和病人的工作中所产生新的资料作为理论的新来源。当然弗洛伊德正是对自己的分析工作才会发现那些现在看来我们熟悉的东西。分析中，许多碎片状的童年记忆和感受出现了。例如他发现（带着震惊和兴趣的混合）关于俄底浦斯情结的观点，其实也适用于他自己。童年对他母亲隐藏的热烈感受以及摆脱父亲的愿望，使他弄懂了父亲去世后他正体验的难以负担的内疚，以及对自身即将来临的表面上不合理的死亡恐惧。他逐渐被这一观点吸引：大作家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到莎士比亚（Shakespeare）艺术性受到推动，如在俄底浦斯和哈姆雷特的故事中去交流他自己对人类潜意识的基本知识。
自我分析不可能走得同由另一人分析那样接近，因为一个人自身有太多在本质上只能由另一人才能观察到的东西。然而通过使用自己的梦，弗洛伊德给了自己一些发现未知东西的最好机会。梦，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是入睡时的一种思维方式，梦中的想法更不受到理智审查机制和理性系统（systematic organisation）的影响，它们用预想不到方式将现在和过去联接起来。当接受分析时，它们常作为比我们清醒自我（waking selves）更为聪明和幽默的方式出现。它们可以表现我们内心真正的感受、思考和希望，就我们有意识的自我（conscious selves）而言，梦常显示出令人震惊、愚蠢、荒谬或不合口味等特征。
当弗洛伊德在世纪转换的几年里从事自我分析并构建与病人工作的经验时，他处在一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状态。他不仅在发展关于梦和儿童期性欲的理论，同时也在发展涉及这些显然广泛变化着的主题诸如多种神经症机制和玩笑本质的相关理论。在这段时间，他写了一本值得一读和富有吸引力的书《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1）。弗洛伊德的这些发现似乎差点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共识。
（六）早期学术圈
这一阶段，弗洛伊德基本上是独自工作，在一个小圈子的朋友和同事的书信与交谈中来讨论自己的观点，并在大学对少数听众做每周一次的讲演。他开始发表在当地常遇到冷淡和敌意的新观点，尽管在奥地利之外已经开始对这些观点有些兴趣。弗洛伊德同时也专注于他日益壮大的家庭，尽管他在公开作品中保护家庭成员的隐私，但信件表明他对自己6个孩子多么地感兴趣，孩子的梦时而作为例证出现在他的作品中。
在20世纪最初几年里，一些小圈同事开始聚集在弗洛伊德周围并举办一些会议，后来成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议每周三在弗洛伊德的接待室中举行，其他人开始试验精神分析并将其发现归于正日益壮大的知识体系。更远的外地来宾也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德国人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和匈牙利人费伦奇（Sandor Ferenzci）都在1907年首次造访，威尔士人琼斯（Ernest Jones）在1908年首次采访，并打算在伦敦坚定地创立精神分析，他成为了弗洛伊德的传记作者。弗洛伊德对苏黎世一些医生表现出的兴趣感到特别高兴，其中就有荣格。他很喜爱荣格，后来荣格成为他一系列亲密知己中最重要的人。
荣格及其同事是第一批想严肃研究精神分析的非犹太人，这对弗洛伊德很重要。早期的精神分析师都是犹太人，反犹太主义者们有时支持对新观点的暴行。在这早期年代，精神分析正制造一个公开的狂热。尽管对这些观点具有钦佩和热忱，可是当关于儿童期性欲的精神分析观点提出时，一些听众冲出科学会场并不少见。琼斯报道，在1910年汉堡（Hamburg）的神经病学学术会议上，威廉.怀格兰特（Wilhelm Weygrandt）在桌上猛捶一拳并吼道：“这不是在科学会议上讨论的主题，这是警察关心的事!”问题与其说是不得不被承认具有科学趣味和意义的关于性欲本身的主题，倒不如说是弗洛伊德取消了正常和反常性欲的区别，以及在成人性欲和所谓的儿童期性欲之间的惯常区分。
（七）冲突和异议
对精神分析的新观点，以及他们对自己新观点所保持的勇气和毅力，导致了精神分析机构对从根本上同弗洛伊德分歧的一些追随者保持否定、拒绝态度，这对于处于萌芽时期的精神分析而言，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精神分析的理论观点是如此新颖、脆弱且时而受到如此强烈的攻击，以致于它们需要一个强烈的保护。这常让被围攻的先驱者感觉到，似乎他们中的持异议者正通过放弃重要精神分析信条：潜意识心理过程的存在、阻抗现象和儿童期性欲及俄底浦斯情结的存在。
充满激情的弗洛伊德没有掩饰他对“忠实兄弟”和“儿子”的情感渴望。他要求分析他的许多追随者并保护其内心深处的秘密，作为这种运动的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所处的位置引起了既积极又消极的强烈移情。自传作者也提示，一些早期追随者是不稳定、有天赋却很困扰、专心于一门会解释和减轻他们不快的学科的人们，这一点至今众所周知。
年轻而精力充沛的荣格起初由弗洛伊德作为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受到欢迎。当荣格将儿童期性欲的观点作为象征而非原义进行彻底改动并日益为神秘的宗教观点所吸引时，这让弗洛伊德失望。当然此时要公正评判渐被称为分析性心理学而非精神分析的荣格思想和实践的深度与复杂性是不可能的。在早期试图把握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基本分歧的一条途径是，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最终根源于生物学，从而来源于达尔文曾描述的进化论力量。人类可能创造各种各样的神秘的宗教观点，可能产生原始和不成熟的信念与仪式，或最上层是社会的、艺术的和文化的发展，但构成所有这一切的基础是最基本的、最终以身体为根基的、曾服从于升华或防御的激情（欲望）冲动。
相反，荣格相信有超越人类体验的“更高”的神秘力量，他的追随者用一种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方式使分析过程和分析关系概念化。比如荣格逐渐将移情看成比需要理解和解释的投射系统更为神秘的东西。今天荣格心理学的分支在这一方面仍是“经典的”荣格派（苏黎世学派）模样，而另一些以发展（见Alister和Hauke，1998）而知名的其它荣格学派的思想和著作，在许多方面则倾向于同当代精神分析的思想和著作结合。
荣格和弗洛伊德最后于1913年决裂，早期的维也纳追随者阿德勒也在这两年前同弗洛伊德决裂，他同荣格一样回避性欲的重要性，开始或多或少摈弃潜意识过程的观点，复原了有意识心灵在心理学传统上的第一位置。对阿德勒而言，神经症建立在先天的攻击、权力意志以及因自卑感而产生的过度补偿倾向的交替变化基础上。他的个体心理学将自我和有意识攻击力量置于第一位置。弗洛伊德最初对阿德勒和荣格的观点都很感兴趣并鼓励其发展，但问题最终似乎是，两种新理论都摈弃并替换弗洛伊德的理论，而非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理论。
（八）正在发展的观点
弗洛伊德思想在他40年左右的精神分析作品中经历了许多变迁和发展。许多矛盾和不严格的结尾仍存在，很多术语仍不清晰或在意义上得到了发展，新理论压住了未完全抛弃的旧理论。尽管后来的脚注对其早期著作作了更正和扩展，弗洛伊德大体上太渴望表达新的发现和观点而没有顾及到后来为术语的含糊而担忧的学习者或得意洋洋抓住不一致的批评家。
不过弗洛伊德的很多思想仍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仍未修改而受到信赖；另一些思想要么被彻底丢掉，要么被做了很大修改。阅读一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分析作品，我们不得不根据现代水力和机械的科学观点去克服一些语言上的困难。对弗洛伊德著作进行翻译的斯特雷奇也为英语读者制造了一些障碍，因他用一些笨拙而假科学的术语取代原始德文中更易产生回忆或联想的开放式术语。弗洛伊德对写作有广泛的兴趣和热情，他写了些病例如杜拉（Dora）（1905b）、鼠人（Rat Man）（1909a）、小汉斯（Little Hans）（1909b）和狼人（Wolf Man）（1918），也写了一些心理（mind）和临床技术理论，并考察基本精神过程是如何利用艺术、小组过程（group processes）、神话和宗教得以表达的。
弗洛伊德对心灵的基本工作模式几年来有相当多的发展，他会找到一个越来越被新资料滥用和歪曲的特殊观点，再将他的想象力向新的更复杂阐述跳跃的需求中达到顶峰。从19世纪80年代直到1897年，他的第一个模式是引起如同脓肿里的脓液一样必须被释放的受阻记忆和感受的性创伤的简单模式。第二个模式是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化，更多重点则放在心灵自身能创造的东西上。弗洛伊德不只是记录和对付外部事件，他渐渐将我们看成受内部原始冲动和愿望所驱动，居住在一个不知何故不得不应付的丰富欲望和幻想的世界，以便我们能在真实世界生活和工作。
正如大家所知，心理地形图式之后是心理结构模式的建立。结构模式（弗洛伊德，1923）中关于自我和超我的观点其实可以相当笨拙地称为客体关系理论而非简单驱力理论的开始，即重点转向驱力所指的客体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发生的关系，而非释放张力本身。然后我们在头脑（mind）中才有重要他人的表象并主动在内心带着重要精神动力与之发生关系。
弗洛伊德结构模式中的超我，形成于逐渐内化的来自父母（而且最终是他们自己父母和更广阔社会）的道德束缚，也通过儿童针对这些所爱人物的攻击冲动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得以渲染。之后，一个人超我的内部体验就能在无任何他人在场时发挥重要影响。弗洛伊德对潜意识内疚感活动的频繁观察，解释了对成功的自我破坏这一现象。
弗洛伊德对比了两种情况：哀丧和忧郁，或现在所谓的抑郁。一个人可能很依恋某个人如一个伙伴，但这种依恋却采取自相矛盾和敌意的方式。如果这个伙伴离开或去世，他（她）会特别难以哀悼和松手放开。相反会将其纳入自体内部，关系中未完成的事情将持续，痛苦的自我谴责将会发生。这一模式在理解抑郁者身上的愤怒的自我谴责上已证实很有用处，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因此而广为传阅。
在弗洛伊德思想中的整个地形图式和结构模型阶段，攻击性冲动和欲望的出现越来越重要。弗洛伊德奋力确定把攻击放在何处并全面考虑不同阐述。攻击性，它是性的一个固有部分吗?它同自我保护（self-preservation）联系在一起吗?它基本上是个不得不放在控制状态的毁灭性冲动吗？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本质的悲观主义想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来（Mitchell and Black，1995），将他固有的政治哲学语调从卢梭理论转到了更阴郁的霍布斯哲学理论语调上。他仍有争议的最后论述是关于所谓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之间的终身冲突问题。生命驱力指向团结、成长和新的创造，而死亡驱力代表一种朝向放弃奋斗、移向分裂和沉寂的天生倾向，这特别类似于身体系统中“熵”的观点。那时攻击被看成是为保护个体而对这一危险致命力量的向外转移。
关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观点有许多争论和怀疑，尤其是对具有生物学色彩的理论。弗洛伊德将攻击和毁灭在各方面等同起来也许毫无意义，因为攻击是能明确为善恶工作的广阔复杂的存在。克莱因（Melanie Klein）热情吸收弗洛伊德的观点，她是他的主要追随者，因为这似乎让她弄懂了她的一些临床发现。后克莱因学派常将生命驱力和死亡驱力作为一个临床概念辨证使用，他们察觉到一个基本人际冲突存在于朝向认识、理解和同另一人接触（不管这一接触可能多么恼火）的以爱为基础的拉力和在另一方面显然以恨为基础的死亡驱力，它是对生命自身连续性的一个对立（与此有关的一篇好临床论文见Segal，1997b）。
（九）一些关键历史人物
要完成精神分析简史，我会简要提到一些关键的“历史”人物，他们从世纪转角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间为精神分析作出了重要贡献。本书的其它部分会详细地提到许多人及其观点。名单按出生顺序排列。这必然有选择性，偏向于关注精神分析在英国的发展。
1、 桑德.费伦齐（Sandor Ferenczi，1873-1933）——早期追随者，匈牙利出生。费伦齐因他对分析界限的试验而出名，他将此记录在临床日记里面（见Dupont，1995）。他对环境创伤在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特别感兴趣。
2、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1877-1925）——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创立者，杰出的临床观察者，年轻时即去世。他是梅勒妮.克莱因的第二个分析师，他对原始精神病性精神过程的观察在克莱茵的工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3、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79-1958）——在伦敦创立精神分析的威尔士人琼斯是弗洛伊德的正式传记作者。他也是弗洛伊德的朋友和通信者，并帮助弗洛伊德在生命最后时刻到达伦敦的安全场所。琼斯几十年来是英国精神分析的主要政治人物。他的观点开始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产生分歧，例如关于女性性欲的观点，而且对克莱因的观点感兴趣，鼓励克莱因定居在伦敦。
4、 梅勒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1882-1960）——克莱因因发现弗洛伊德早期作品受到鼓舞，首先在布达佩斯接受费伦齐的分析，而后在1928年来到伦敦之前在柏林接受亚伯拉罕的分析。象安娜.弗洛伊德一样（见下），她直接同儿童包括一些很小的儿童一起工作。当更早的分析师常从和成人的工作中推断儿童精神生活时，克莱因直接观察不安儿童如何借助游戏来表达他们最深的恐惧和幻想（Hinshelwood，1994）。她在重要方面扩展了弗洛伊德的发现（包括他关于死亡驱力的观点）。她的工作有争议，在20世纪40年代引起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内部危机。
5、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85-1982）——安娜.弗洛伊德1938年作为避难者同父亲一起来到伦敦。她已作为教师和精神分析师受到培训，与父亲不同的是她接受儿童精神分析。她对分析性发展理论的贡献既来自对父亲的理论尤其关于精神结构理论的承诺，也来自她对儿童的直接体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建立了汉姆浦斯忒得战争托儿所，用于因为战争而与家庭脱离且富有创新性的儿童居住场所。安娜.弗洛伊德和合作者坚持在许多儿童保健领域如社会保健和法律方面影响实践和政策。安娜.弗洛伊德采用对儿童详细观察的艺术来培训一些本身是难民的年轻合作者，这些观察已得到生动记录（安娜.弗洛伊德，1944）。在1947年她同一个临床和研究中心一起组织了对儿童精神分析的培训，该中心以汉姆浦斯忒得儿童治疗课程和临床教学（Hampstead Child Therapy Course and Clinic）而知名，在她去世后重新命名为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并继续提供临床工作、研究和培训。
6、 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1887-1967）——詹姆斯和他的妻子阿力克斯.斯特雷奇（Alix Strachey）是精神分析“上层阶级住宅区”团体（Bloomsbury connection）的一部分，詹姆斯是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的兄弟，当阿力克斯在1924/25年到柏林的亚伯拉罕那里接受分析时，她和詹姆斯彼此的通信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分析文化的迷人之处（Meisel和Kendrick，1986）。詹姆斯.斯特雷奇是将弗洛伊德著作译成英文的主要翻译者。在193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分析如何起作用的创新性论文（斯特雷奇，1934），直到今天仍经常被提到。
7、 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1889-1964）——费尔贝恩是客体关系理论发展中的关键人物，从弗洛伊德对驱力释放和快乐寻求的重点转移到将人基本上看成寻求关系连接。费尔贝恩和克莱因的思想在早期有一些相似处，克莱因借用并修改了费尔贝恩的“分裂样”人格模式的观点。在费尔贝恩看来，内部世界不是由从一开始就影响对外部现实的理解的天生幻想，而是作为对外部关系中难免不如意体验的替代和补偿而发展起来。费尔贝恩把母亲的冷淡（比如由抑郁引起）视为对婴儿的显著创伤。孩子会感到他不是用恨（抑郁反应）就是用爱（分裂样反应）破坏了母亲的感受。见费尔贝恩（1952）。
8、 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1894-1970）——哈特曼是来自维也纳的避难者，定居在纽约。他和克里斯（Kris）及罗文斯坦（Loewenstein）一起创立了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以前统治北美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学派（见第四章）。如同米切尔（Mitchell）和布莱克（Black）（1995）所提出，当弗洛伊德这位考古学家探究关于婴儿性欲和攻击埋葬极深的遗物时，象哈特曼这样的追随者对弗洛伊德未发掘且放置一边的精神生活更普通特征感兴趣。哈特曼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自我；自我的结构、防御和对现实的适应，而且将精神分析大大拓宽同传统心理学相关部分重迭。哈特曼将弗洛伊德对做梦和寻求快乐、最后被迫面对不受欢迎现实的婴儿观点彻底改变为决意寻求对环境适应的生物观点。
9、 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1896-1971）——温尼科特作为一个儿科医生将他多年的经验和观点带到精神分析中。起初受克莱因的深刻影响，后来他发展了自己关于婴儿和儿童发展的独到见解，将注意力较少放在内部幻想生活上，较之于克莱因他对环境影响给予了更多重视。关于攻击和恨的起源和作用问题，温尼科特和克莱因的思想有显著差异。温尼科特的许多观点是关于过渡性客体和过渡性空间、抱持性环境、足够好的母亲、真自体和假自体的观点。
10、迈克尔.巴林特（Michael Balint，1896-1970）——巴林特1938年从布达佩斯来到英国，曾同费伦齐一起工作。他是个活跃而独立的思想家，感兴趣于精神分析观点和其它学科的相互补充。他因同全科医生的小组工作而出名（巴林特小组），不论会谈有多么简短，在小组里他帮助全科医生考察医患关系并从中学习（巴林特，1957）。巴林特也同深度失调的病人一起工作并创造了涉及未整合心理剥夺（unintegrated psychic deprivation）深层次的基本错误（巴林特，1968）这一术语。
11、奥托.费尼切尔（Otto Fenichel，1897-1946）——费尼切尔是个医生，从1915年在维也纳大学参加弗洛伊德学术讲演，后来成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组的坚定成员。他在1920年被选为维也纳学会成员并作为精神分析医生、学者及教师作出贡献，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学说将经典理论和技术系统化，希望建立“精神分析的正确应用”（费尼切尔，1945）。作为一名编史家，他第一个写精神分析运动连贯的历史。在搬到挪威（Norway）（1933）和布拉格（Prague）（1935）住后，他后来移民到洛杉矶（Los Angeles）。
12、威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1897-1974）——比昂由克莱因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军队精神病医生工作，其早期的精神分析发现与士兵中首先观察到的小组过程有关。北地试验（Northfield Experiments）牵涉到运用小组工作的士兵的创新性精神康复（比昂，1961）。比昂后来继续同精神病人工作并作出对正常和精神病个体的原始精神过程以及思想性质本身的创新性发现。他对母性（和分析性）抑制的描述是对克莱因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因为它表明环境是如何同个体的人格和内部幻想相互影响的。比昂常刻苦读书，他的一些更易理解的论文收集在《第二想法》（Second Thoughts）中（比昂，1967）。
13、玛丽恩.米尔纳（Marion Milner，1900-1998）——米尔纳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接受分析性培训之前，已经发表了几本有影响力的书本之一，《一个人自身的生活》（米尔纳，1934），该书根据她内心体验日记和解放潜意识想法的尝试写成。米尔纳在培训期间接受佩尼（Sylvia Payne）和温尼科特的分析，成为独立组（Independent group）一位有影响的成员，并在美学和创造性领域作出贡献，一部分通过研究她自身艺术创造性和对此所遇阻碍而见识极广（收集的作品见米尔纳，1987）。
14、约翰.鲍比（John Bowlby，1907-1990）——鲍比在英国社会接受培训，借助他对亲附和丧失的观察工作建立起精神分析和性格学之间的重要联系。尽管鲍比从分析工作转移到性格学研究，他遗留下来的知识仍使精神分析同我们哺乳动物的特征联系在一起。鲍比和后来的研究者对依恋理论的研究为许多客体关系观点提供了科学支持。他的工作也在社会上意义重大，重点放在母亲和儿童过早和延长分离的创伤性影响，如在住院期间。
15、赫伯特.罗森费尔德（Herbert Rosenfeld，1910-1986）——罗森费尔德是一位医生，1936年从德国迁移到伦敦以逃离纳粹迫害。他对理解和帮助在精神病院遇到的精神病人感兴趣，那时为那些病人几乎什么也不能做。他意识到精神病中器质性过程（organic processes）的重要性，却发现对病人如何思考和认识世界的准确共情和理解，常能减轻病人的障碍。他由克莱茵分析而且同西格尔和比昂一起作出从克莱茵理论观点到对精神病的心理理解，从而到对所有人类心灵中能在一个水平发生的反常原始过程理解的创新性贡献。他也因为关于人格病理学结构的工作而受到注意。作为在英国和国外都受人欢迎和有献身精神的教师，他对在战后本地德国精神分析文化的修复作了巨大贡献。
16、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b.1917）——约瑟夫从社会工作转到精神分析，象许多精神分析师一样受到她与母亲和婴儿在一起工作的职业影响。她对克莱因的观点感兴趣，是英国后克莱因学说发展的一个主要人物。她工作的主要领域是关于临床技术，尤其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错综复杂性在临床互动细节中的表现这一点感兴趣（约瑟夫，1989）。
17、汉纳.西格尔（Hanna Segal，b.1918）——西格尔在波兰出生并接受医学培训，但在纳粹侵占开始她和父母是从巴黎逃离到英国的。象比昂和罗森费尔德一样，她对有关精神病的精神分析理论的贡献开始于她对精神病“过期病房（back wards）”的工作，她在的病例中帮助生病且几乎不懂英语的波兰军人。她最初在爱丁堡受费尔贝恩鼓舞，接受克莱因分析并在克莱因学派的传统中成为卓越的作家和思想家。她在形形色色的领域如象征形成（symbol formation）、美学和文学（西格尔，1981）作出贡献，她曾是对核扩散狂热最主要的批评家（西格尔，1997a）。
18、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1923-1981）——科胡特创立美国自体心理学学派，坚持认为心理缺陷而非冲突是许多人患病的原因，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传统美国自我心理学的主要挑战者。他的一些工作与温尼科特和其他英国独立派（British Independents）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科胡特强调病人对父母并延伸到对分析师的需求，镜映（mirror）儿童/病人，理解他/她对自恋性表达诸如理想化和无所不能的需求，不用可体验为谴责和说教的草率解释。科胡特不认为恨和攻击是原始的，而认为是对创伤的继发反应。科胡特提出共情和协调而非解释和领悟是治疗的关键因素（科胡特，1977）。
19、哈罗德.斯图尔特（Harold Stewart，b.1924）——斯图尔特作为全科医生开始他的医学生涯，在作为精神分析师培训之前探讨催眠的治疗性使用。涉及到技术的临床要点和问题，他所作贡献的范围从在分析过程内部对梦的解释变化到同非常紊乱和退行的病人一起工作的技术挑战。他强调既在移情之外又在移情内部同时工作的意义（斯图尔特，1992）。
20、约瑟夫.桑德勒（Joseph Sandler，1927-1998）——桑德勒研究心理学和医学，按经典精神分析传统接受培训，将他非凡的临床和研究技能结合起来，成为欧洲第一个获得完全专业认可的分析师。他曾担任精神分析几届主席职位。作为国际人物，他任几期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主席和《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编辑。他的理论贡献是在经典驱力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之间对美国的自我心理学的建立起到了桥梁作用。他参与同不同理论取向的积极交流，尽力促进理论的精确。（见桑德勒，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