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的尽头是什么？

人们常说：“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太多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终极落脚点就是“考编”。一旦考编上岸，对于父母来说，一切就尘埃落定、就踏实了。但是为什么太多的年轻人，在捧上了这个稳定的“铁饭碗”之后，并没有感到实在的安稳，却仍在矛盾、焦虑中想要逃离呢？

当大多数人都认为“宇宙的尽头是编制”，那我们不妨来思考一下，编制的尽头又是什么呢？对于父母来说，编制的尽头是稳定；那对于考上编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尽头是什么呢？对于一部分年轻人来说，在体制内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与价值感的、很好地适应了的，固然很好。可仍然有考上了编，以为安稳了的年轻人，却依然摆脱不了焦虑，并矛盾挣扎着想要离开，这又是为何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编制工作为什么会让大家觉得很安稳。编制工作的安全感和稳定性之所以如此强烈，是因为在以下几个心理层面发挥作用：

超我层面：

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编制”被赋予极高的象征价值，如“铁饭碗”、“体面工作”，个体通过进入编制内化了这种社会期待（超我），从而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安全感——“我没有偏离正轨”。这样满足了社会及父母的期待，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好孩子”，避免了道德焦虑。

自我层面：

编制工作的稳定性，如终身聘用、固定薪资等，都在帮助个体抵御“不确定性”，尤其是当面临失业潮或经济波动周期时，编制工作的“兜底性”，提供了安全感与秩序感，抵御了失控的恐惧。

同时，稳定的线性晋升路径创造了一种“可控的未来”，感觉生命是有序、可控的。

在体制内，同事人际关系也是相对稳定、长期的。这种低流动性，会让人感到安全的依恋与心理链接。

自恋平衡的维持

“编制身份”作为自恋供养，如社会对编制工作的推崇持续为个体提供理想化自我：“我是安全的,有价值的”，弥补潜在的自恋脆弱。体面的“编制”工作，维持了自我的自恋平衡，确认了社会认可与自我价值感。

原始恐惧的补偿（家族与集体无意识的影响）

在经历过经济动荡的社会，“编制”象征着对生存危机的防御，安全感实质是家族集体无意识的延续，如：“不能再经历父母辈的苦难”--这是对“资源匮乏”的代际恐惧。所以，大多父母，会觉得编制工作对于经历过动荡经济周期的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条安全、稳定、可靠的事业路径。

当“编制工作”看起来是一套完美的安全防御系统时，为什么在体制内工作的部分年轻人，却依旧觉得不适、焦虑、想逃走或者有一种梦想未被实现的遗憾感呢？

编制工作提供的安全感既是保护，也可能成为牢笼。它带来的安全与稳定的同时，也意味着个性与个体价值的部分缺失。要理解其心理根源，需要在安全感（编制提供的原始庇护象征）与成长需求（个体化实现）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个体需求”受挫

尽管编制工作提供稳定，但也可能压抑个体的创造力，个体因适应规则而抑制真实需求。稳定的依赖也可能会限制个体化的进程，比如：在表面上依赖体制身份，却没有发展真正的自我认同。部分岗位的公共服务属性可能无法满足个人对直接成就感的期待。

荣格认为，个体化是人格发展的核心目标，即个体通过整合意识与无意识，成为独特的、完整的自我。编制工作往往伴随稳定的规则、层级化的结构和固定的角色期待（如公务员、事业单位等），这可能抑制个体对自我独特性的探索。年轻人处于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体制内的“标准化角色”可能与他们内在的“个性化需求”产生矛盾。离开编制可能象征对“社会面具”的反抗，试图寻找更符合内在原型的职业路径：如创造性、自由或意义感。

“未被满足的原始需求”

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关注早期养育环境对个体心理能力的影响，而体制的某些特性可能复现了个体早期发展中未被满足的需求，从而触发“逃离”行为。

体制提供了一种“被组织包办”的依赖感，但内心原本就欠缺安全感的人，会恐惧自我被“过度的依赖”吞噬，犹如“窒息型母亲”对自己的掌控，一方面是依赖，一方面也是一种控制，对于“吞噬自我”的恐惧，从而就会转化成追求绝对的自由。

“过渡性空间”的丧失

“过渡性空间”是指介于内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潜在空间，最早是被温尼科特提出的。人需要介于过渡性空间：如游戏、艺术、文化体验等来维持心理活力。 

编制工作往往缺乏模糊性和探索余地（如固定流程、严格考核），这就压缩了个体通过“游戏”、“艺术”、“创造性”去适应社会的可能性。年轻人渴望的“副业”、“斜杠身份”，本质是在重建被剥夺的过渡性空间。当个体失去了这样的“过渡性空间“，无法感受自由，创造与意义感，没有了探索与自我属性的成长空间时，他们就会选择逃离。离开体制可能是一种象征性的“破坏-重建”行为，通过冒险重新获得心理活力。

“真实自我”与“虚假顺从”的冲突

当个体无法表达自己真实的需求，或者无法自主选择时，会假意顺从，形成人格面具。体制内的规则、层级和稳定性可能要求个体过度压抑真实需求（如创造性、自主性），重复“服从-被认可”的童年模式。年轻人离开的冲动，可能是对“虚假顺从”的反抗。辞职者常提到“窒息感”、“一眼望到头”，实则是“真实自我未被看见”的痛苦，也是“真实自我”与“虚假顺从的”的矛盾冲突。

一位来访曾经谈到：作为一名学习播音主持的女生，自己一直是喜欢主持工作的。在大学期间，她成绩优异，参加各种活动，也在空余之时，参加了很多相关的勤工俭学的兼职工作。一切的积累，就是为了在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与兴趣爱好和专业都对口的工作。

但是她的父母，希望她回到故乡去考编，希望她在家乡，拥有一份稳定的编制工作，父母还为她准备好了房子，前期步骤顺利完成后，再谈个门当户对的对象、步入婚姻，从此过上幸福、稳定的生活。

有多少子女是这样被安排的呢？又有多少按照既定路线走的年轻人，当一切都尘埃落定时， 却陷入了不甘心、想逃离，而又缺乏勇气的泥淖？

一方面，“编制工作”是带来了安稳、兜底、有保障的生活，但是自己的“个体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与成长。从学业到事业，从恋爱到婚姻，在被父母及社会期待安排的一生中，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想追求的是什么、想象中的人生是什么样？根本没有被征询过、倾听过，父母与社会就已经把“最佳答案”塞给了年轻人。渐渐的，这种“吞噬自我、看不见、听不见自我”的重复生活，逐渐让他们失去了心理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