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50岁时是什么样子？60岁、75岁呢？对于远未接近这些年龄的人来说是难以设想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部权威的著作能够提前告诉我们，中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事业、家庭、爱情、生活起居与个人嗜好，一切皆因人而异，各有各的人生秘诀，没有统一的生活参照。
但另一方面，大量的医学信息、资讯，以及家人的话语与叮嘱，一再强调中、老年人应该如何尽早戒除不良嗜好，保养身体，关注健康，似乎我们的生命在年过半百之后，就会一下子变得脆弱起来！这是一种来自环境或他人的衰老暗示。就我本人而言，虽然平时没有特别地去感受和思考衰老问题，但在最近就诊的来访者中，一些带着孩子来的，她们开始让孩子叫我“爷爷”，而不是“叔叔”或者“伯伯”了，这多少让我有些惊讶：“我真的有那么老吗？”不禁有些焦虑。不过对于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而言，这种情形是难以避免的。
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接受还是不接受，从生理医学的角度说，衰老是中年以后的必然趋势，是一个生物学事实。
其实，真正给我们生活带来困扰的不是生理上的衰老，而是对衰老的心理反应。人们对于衰老，因当事人对生命过程的理解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反应，而在所有的反应中，一些是接受，另一些则是抗拒和回避。我们把对衰老的抗拒和回避反应称之为“衰老焦虑”。譬如，老同学一见面聊天，说到彼此近期的状况时，经常听见这样的感慨：“哦，我现在已经不行了，雄不起啊！”对方可能会否认或安慰：“哪里哟！可别这么说，你小子还年轻着呢……”这实际上变相地表达出对衰老现象的心理抗拒，反证了“衰老焦虑”的存在。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家卡尔罗杰斯在他75岁的《自述》中写道：“我很清楚自己明显老了。但是在内心的许多方面我与过去仍然还是同一个人，既不老也不年轻……” 罗杰斯在65-75岁期间表现出独有的学习性、活跃性、探索性与创造性，他创立了“人类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人为中心疗法”的深度工作坊，并且撰写了比过去的任何十年都要多得多的论著，包括出版了４部专著，约40篇论文和几部录像片。由此看来，“不服老”是对衰老的抗拒，本质上说是关于衰老的焦虑反应，而承认自己衰老的事实，坦然面对，又不因为衰老而放弃自己的主动追求，是一种比较好的心态。
所以，判定一个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是否衰老的直观的方法，是看他（她）对“衰老话题”是否做出敏感的反应，以及是否放弃主动生活的态度，而不是看他（她）是否承认自己已经衰老。
“衰老焦虑”的表现方式可能是外显而直接的，也有可能是隐秘的象征性的，尽管每一种表现都跟生理上的不适及生活中的某些现实变化有关联，但“衰老焦虑”绝不等于衰老事实本身。也就是说，临床观察中发现的各种各样的衰老反应，绝大多数属于精神或心理衰老现象，而不是单纯的生理问题。
中年以后的“衰老焦虑”主要有６个方面的典型表现：
⑴ 疑病暗示：身体发福、体力下降，衰老带来不良的躯体感受，关于疾病的自我暗示增多，导致特异性或者广泛性的疑病焦虑频频出现。
⑵ 睡眠障碍：失眠或者嗜睡，带来对入睡问题的各种焦虑反应，出现“强迫重复型”失眠，即因担心失眠而带来恶性循环式的、持续性的失眠。
⑶ 自我怀疑：食欲及性欲减退，引发生活倦怠，怀疑自己的性能力与性魅力，诱发各种心因性的性功能障碍。
⑷ 双趋效应：意识到新的“竞争者”出现，导致“昨日黄花”型自我体验增强，由此引发关于职业的、社会的、情感角色的不安全体验，表现为“回避”和“控制”并存的双趋反应。
⑸ 心理退行：作为对失去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把控力的补偿，生活上表现出对家人的病理性依赖，情感诉求剧增，甚至出现“老还小”等行为特征。
⑹ 神经性过失：孤独寂寞、空虚无聊、敏感多疑，记忆力减退，自我价值感丢失，情绪自控力减弱，频繁出现口误、笔误、遗忘和其他神经性失误行为。
那么，作为一种的心理反应，“衰老焦虑”是意味着什么呢？美国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罗洛梅曾经风趣地说：“在没有什么可焦虑的时候，人们总是试图焦虑点什么。”这句话道出了“衰老焦虑”的本质，即：基于一种潜意识的自救本能，“衰老焦虑”是对“关系脱落”和“价值丧失”的一种代偿，它促使人们在令人痛苦的焦虑中发现人生新的起点，重建生活的价值与意义。Ｚ女士的故事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Ｚ女士48岁，来自一个美丽的山城，依靠和妹妹一起共同创业十余年，现今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百货超市，一个看似美满的三口之家：丈夫是一位成功而忙碌的地产商人，年满19岁的独生女儿在当地一家著名的大学就读金融专业。问题是，就在女儿上大学之后，Ｚ女士出现了被称之为“惊恐发作”的焦虑症状：她常常没任何缘由地出现恐慌、躯体不适、头脑发懵、手心出汗、食欲下降、失眠心悸；并且脾气暴躁，伺机与丈夫发生冲突；身体很快消瘦下来，并且怀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过去她很感兴趣的业余活动——打麻将——已无法调动起她的任何兴趣，甚至一坐上麻将桌，上述症状就会猛然袭来。
于是她放弃了过去已经习惯了的人际交往模式，将超市交给妹妹全权打理，自己专心致志于就医看病。同几乎所有的神经性焦虑患者一样，Ｚ女士尝试了各种医学手段来治疗自己的躯体不适与焦虑症状，结果没有疗效，最后来看心理医生。
她说自己来看心理医生的理由，不仅因为上面那些折磨她的症状，而且因为自己这种焦虑症状和悲戚情绪，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女儿的学业。每逢周四或周五，Ｚ女士就急切地盼望女儿回家团聚，而到周日下午母女离别的时候，她就会情绪激动，依依不舍，甚至泪流满面。她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这种情绪：“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就像生离死别！”
“女儿呢，会有什么情绪反应？”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心神不宁，几乎是回避着跑开的。我知道她是舍不得丢下我，因为我一直生病，好不了，这让她忧虑不安。”
“那一刻，你觉得自己是母亲，还是个孩子呢？” 我试着问她。
“对，您说的对，我就是不像妈妈了，倒像是孩子。而女儿，她也会说些安慰我的话。她上周告诉我，要是我一直不见好转，她就休学回家来照顾我了。”
本是一种平常的周末告别，却被Ｚ女士体验为“生离死别”，显然不符合常理，这说明在Ｚ女士过去、既往的生活中，关系特别是母女之间的亲密依恋关系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
原来在Ｚ女士的眼里，丈夫是一个努力工作挣钱的人，对家庭也很有责任心。她告诉我，丈夫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感情生活上，都没有任何可以让她不放心、不踏实、不安全的事情，夫妻之间唯一的问题是缺乏情感交流。丈夫在家的时候，除了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妻子的照顾之外，其余时间总是沉默寡语，甚至闷闷不乐，不太关心妻子的疾苦，夫妻关系疏离。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Ｚ女士和女儿之间亲密而纠结的关系。一方面，女儿从小到大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只给母亲交流而不会告诉父亲，母女之间可谓无话不说，而且情意绵绵；另一方面，女儿又经常性地与母亲发生口角，让彼此都很伤心和愤怒。相对而言，女儿与父亲则只有偶尔的言语冲突，这种冲突的模式是，父亲先“没话找话”似地凑过来说句废话，譬如问及学习情况，女儿立即用十分对立、不满、愤怒的话拒绝父亲，经典的台词是“你，少来管我！”
而且，Ｚ女士在幼年，曾经有一段和父亲分离的历史，这带来一个问题，总是与母亲和妹妹这样的女性亲近，而疏远父亲那样的男性。
由此看来，家庭中的唯一男性——Ｚ女士的丈夫——因“母女合谋”而被彻底“边缘化”了，在许多年前就成了无人问津的家伙。而Ｚ女士呢，则成了“最重要的人”，是女儿实际上意义上的唯一监护人，母、女之间可以充分实现亲人之间的爱、关怀、需要、合作与交流。
这岂不正好！Ｚ女士却说：“不行啊，女儿不会始终不离开我啊，其实她已经开始看不惯我了，不正眼看我，自从上了大学，就好像在躲着我，或者和我作对，好像我是个‘瘟神’或‘灾星’似的……”
Ｚ女士身上的各种衰老焦虑症状，指出了她对“关系脱落”以及对“孤独”的恐惧。可以设想，如果任由这样的家庭关系模式继续发展下去，其结果是，她不仅不能回到与丈夫的亲密关系中，而且也会失去女儿。说得更远一点，基于对母亲这个“榜样”的无意识认同效应，女儿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恋爱、不结婚，不需要任何一个男人，母女相对而泣，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独与死亡。
因此，作为心理治疗的重要举措，我建议Ｚ女士与我保持每周一次的治疗见面，讨论每周中遇到的令她不开心的事情，发现生活新的乐趣，并和她一起面对“失眠焦虑”和“惊恐发作”时的种种痛苦，分析症状的真正原因，帮助她处理日显艰难的家庭关系。而对于Ｚ女士而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从女儿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的心理位置上退出来，转而充当丈夫与女儿之间的矛盾化解者。她需要站在女儿的背后，作为一个情感的支持者而不是一个控制者，帮助女儿去面对父亲，鼓励女儿表达需要和处理冲突，并修通与父亲的关系，达成父女之间的谅解和融合。
我确信，当她放手将女儿交给了丈夫，实际上，也就替代性地完成了她与丈夫的亲密关系对接，以及内心中女儿般的自我与早年父亲的关系回归，从而治愈了自己。
欧文亚龙在《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一书中指出：死亡是孤独的，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孤独的事，它不仅使你和其他人分离，而且使你赤裸裸地面对第二种更可怕的孤独——与整个世界的分离。按照我的理解，这里的“死亡”一词既指生物学事实上的死亡，也可以指心理的死亡，精神的死亡。因此，在关系中治疗，重建亲密关系，是克服衰老焦虑和死亡恐惧的一剂良方。
（南岛/黑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