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行动是一个意义繁多、涵盖面广、变化较多的精神分析临床概念，其英文词汇就有agieren（动作）、acting in（治疗内见诸行动）、acting out（治疗外见诸行动）、acting in the transference（见诸行动于移情中）等多种说法。如何理解这一临床概念呢？简单地说，见诸行动是患者对分析的一种反应方式，指患者身上因阻抗而出现的作为无意识记忆的替代品的行为，它是阻抗的一种放大形式，目的是协调过失行为和其他各种病理性的无意识冲动。
尽管见诸行动这一概念包括了一系列的冲动的、反社会的危险行为，但并不包括因人格幼稚性缺陷而导致的原始释放行为、违禁犯罪行为。因此，理论上应将见诸行动与“潜意显现”、“发泄”等行为相区分。“潜意显现”一词，指将其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欲望或冲动，浮升或呈现到意识层面，并以语言、行动表现于外的过程。因此这种行动是象征性的，与当时的环境以及当事人的防御或阻抗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发泄”则是一种释放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原始防御或习惯性行动模式。其实，脱离分析情境来讨论“见诸行动”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将各种各样的行为紊乱问题，譬如药物滥用、酒精依赖、成瘾行为、心身疾病、肥胖、乱性行为、厌学逃学等，全部看成是见诸行动的特殊形式，有将概念扩大化之嫌疑，容易引起概念混乱。
见诸行动通常由分析情境中的阻抗引发，阻抗越大，见诸行动的重复行为就越强烈，但阻抗与见诸行动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联，即阻抗并非一定会被放大并导致见诸行动。弗洛伊德认为，见诸行动常常出现在分析情境中，通常与移情性阻抗有关，而且具有观察和分析价值，其惯常发生机制，即：移情——阻抗——见诸行动。
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中首次提出见诸行动概念，认为它是对“某种记忆”的替代，是一种“重复”，患者通常无法对压抑的记忆进行觉察和呈现，而不是相反。因此，见诸行动本质上不是出于象征或呈现的需要，而是基于防御。弗洛伊德的一位女患者朵拉在被治疗３个月以后突然终止了治疗，随后弗洛伊德意识到，朵拉之所以终止治疗，是因为她将自己对过去重要人物Ｋ先生的情感转移到了自己身上。弗洛伊德进而说：“在这种方式中，我没有意识到移情的存在，而且由于我身上的某些未知特质，使朵拉联想到Ｋ先生，她向我复仇，就像向Ｋ先生复仇一样，她逃离了我，就像Ｋ先生曾经接受她又逃离了她一样。所以，她将部分回忆和幻想见诸于行动，而不是在治疗中将其呈现出来。”
分析情境中的见诸行动与移情、反移情关系密切，甚至出现在分析师身上。也就是说，对部分治疗师而言，他们因反移情引起的针对病人的非理性行为也可以被称为见诸行动。一位患者爱上自己的分析师，可能选择将这种爱的冲动直接见诸行动，他（她）或者慌乱逃离，或者付诸行动示爱，无论哪种情况，实际上都避免了对内心情感记忆和内心冲突的分析呈现（阻抗），属于见诸行动范畴。与此对应的是，分析师也可能因“反移情”而见诸行动。一位精神分析学员告诉我，在分析情境中，她曾向她的男分析师表达爱意，那位分析师很快就找了个牵强附会的理由，终止了和她分析关系，从而避免了“麻烦”，维持了对自我分析的防御，即：避免分析师自己去觉察因这位女患者主动示爱而引发的内心恐慌或冲突背后的深层情感记忆。面对患者的移情，不时有初入职的精神分析师说：“我真的不能继续给这位来访者做分析了，我得赶快把他（她）转介给您，要不肯定要出事！”这些现象反映了分析师的见诸行动倾向。
弗洛伊德将见诸行动分为“分析场境中的见诸行动”和“分析场境以外的见诸行动”，即治疗内见诸行动和治疗外见诸行动，两种形式都被认为是分析与治疗的结果。依据我的经验判断，治疗内见诸行动主要与患者的移情性阻抗有关，而分析场景之外的见诸行动，则较少与治疗情境中的移情关联，更多地与潜抑阻抗、获益性阻抗、习惯性阻抗等其他形式的阻抗相关。
如何看待见诸行动对治疗造成的影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经典的观点是，见诸行动会放大患者的阻抗，妨碍患者对移情和内心冲突的体验、觉察和领悟，患者因此回避了对深层情感的进一步体验和言语化，这和分析治疗的初衷是相悖的。分析治疗的要点之一，是帮助患者将某种无意识冲动维持在某种“临界状态”，以便能够重新体验伴随冲动的深层情感，以及对冲动的本质及冲动产生创伤情境进行分析还原。显然，见诸行动妨碍了这一分析过程。
见诸行动特别是治疗外见诸行动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因行动而使患者受到伤害。弗洛伊德曾经建议，为了防止病人在治疗关系之外见诸行动而受到伤害，治疗师应该让病人承诺，在治疗期间不做出可能会对病人的生活造成影响的重要决定。不过，由于分析治疗过程时间较长，让患者在治疗期间不轻易做重大决定的要求，也许是缺乏人本精神的，而且也不现实。毕竟，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经历和不幸才可以学会判断。因此有分析家认为，治疗之外的见诸行动并非总是需要干预的。治疗师一个折衷态度是告诉患者：按照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去行动……当你在“做与不做”之间左右为难时，最好选择不采取行动，或者做出推迟行动的决定，并将其带回到分析情境中来讨论。这种态度不失为一种安全的策略。
不可否认，在治疗关系中，人格因素会明显地影响患者的见诸行动倾向。费尼切尔（Fenichel）曾观察发现，一些患者总比另一些患者更容易将潜意识冲动见诸行动，认为见诸行动与患者的人格因素有关。格里纳克（Greenacre）也持类似的观点，她将见诸行动定义为：“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老的记忆变成一种或有序或无序、常常是经过少许伪装的行为方式……病人的行为对他自己来说是合理和恰当的。”也就是说，见诸行动对大多数患者而言是自我和谐的，反映了患者的人格特征。在我看来，实际情形可能不仅限于此。在阻抗下，患者是否将记忆转化为冲动行动？它以何种方式见诸于行动？这些都与该个体的习惯、人格特质、不稳定的态度和病态的人格直接相关。可以说，见诸行动是习惯性重复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习惯性重复与见诸行动是同义词。因为行为和举止的习惯性重复模式，是人格及其病理特征的结果，不大与治疗过程或分析情境有关，也与防御或阻抗无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见诸行动的行动者。艺术家能够通过见诸行动来创造他们的艺术品；各种类型的神经症病人通过他们的症状来见诸行动；人格障碍患者则习惯性地释放自己的本能。尽管如此，鉴于见诸行动这一概念的滥用，我们仍然建议回到弗洛伊德，将“见诸行动”界定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将特定的、无意识的冲动转化为行动的临床现象。
任何一种治疗场景中发生的被治疗师观察到的见诸行动倾向都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可以用来表征阻抗，而且可以帮助治疗师从中获得关于患者的病态心理特征的丰富线索。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