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表演型人格（Histrionic Personality Disorder）又称“癔症型人格”，也有人称之为“寻求注意型人格”。它是一种以“过分感情用事”和“以夸张的言行吸引他人”为主要特点的人格异常。
癔症型人格患者具有强烈的情感表达倾向，并且极度敏感。他们情绪外露，表情丰富，喜怒哀乐皆形于色，娇柔造作，易发脾气，喜欢别人同情和怜爱，情绪多变且易受暗示。在人际交往关系中，他们常常因敏感而做出过度反应。尽管他们具有歇斯底里发作倾向，但也可能温暖热情、精力充沛、善解人意，并因经常沉迷于危机和刺激的兴奋之中而富有人格张力。他们思维浅薄，不习惯于逻辑思维，显得天真幼稚，由于一贯的情绪亢奋，其情感表达在别人看来往往是肤浅、虚假或浮夸，而且变幻无常。具有癔症型人格障碍的人，其行为举止常带有某种挑逗性，并且他们十分关注自己的外表仪态。可以说，他们“好的时候可爱至极，坏的时候可怕至极”。
具有癔症型人格特征的人大多偏爱容易获得公众关注的职业，譬如演员、教师、西方民主社会的公选政客等等。该类人格的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精神分析对于癔症型人格的关注始于弗洛伊德的癔症研究。不过，癔症型人格与癔症神经症不同，他们很少表现出频繁或外显的癔症“分离”或“转换”性症状，不少人甚至从未有过癔症症状发作。但就主观体验而言却和癔症发作十分相似，或者说该类人格具有“癔症驱力”色彩。其实，癔症型人格和癔症神经症，本身就是同一个人格维度上的问题，只是程度或人格水平上有差异。其中，癔症神经症的人格水平高于癔症型人格障碍。这好比强迫型人格，尽管并不一定表现为思维或行为强迫的症状，但他们却具备强迫性神经症的心理动力机制。
一些精神分析治疗师认为，癔症型人格的防御机制较为成熟，大多高于边缘性水平，因此倾向于将其归为神经症性水平的人格障碍。但事实上很多癔症个体的心理特征也可以处在边缘性，甚至达到精神病性水平。精神分析家康伯格习惯用“癔症样”代表那些接近神经症性水平的心理功能较好的患者，而用“癔症型”或者“表演型”来描述处在边缘性或精神病状态的癔症人格患者。当然，这只是理论家的习惯而已。
关于依恋类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癔症型人格。如果患者属于“安全型”依恋，其人格可能伴有表演或癔症样色彩，但并不属于人格障碍。但是，如果个体具有“回避型”或“矛盾冲突型”依恋关系，那就更符合DSM中癔症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普遍认为，癔症型人格的个体一般都经历过严重的早期创伤。譬如，婴幼儿期原本应该保护他们的客体，却成了令其恐惧的对象，故而呈现出紊乱的依恋模式，表现为主观上的无助、低自尊，以及强迫性地寻求特定对象的照顾、肯定与接纳。
（二）气质、驱力与情感
情感强烈、极度敏感、喜欢社交，是癔症型人格的遗传气质。南希﹒麦克威廉斯指出：如果婴儿一受挫就又踢又叫，一开心就高声喧哗，那么很可能天生具有癔症人格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内心欲望过度强烈可能是癔症个体的典型特质，他们渴望口欲满足，企盼爱情、被关注和亲密依恋。
癔症个体一般具有较高的情感依附性，他们寻求刺激，却又会被过度刺激压垮，因而在遭遇应激性刺激事件时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反应。当然，这也可能是因“容易受暗示的心理特质”所致。癔症个体与分裂样个体在敏感性方面比较相似，但在交往特征上却明显不同：癔症个体一般乐于交往，而不像后者那样离群索居，尽管癔症个体的人际关系“显得表面而缺乏深厚情谊”。
癔症型个体与强迫型个体也明显不同，癔症人格者更多启用右脑的功能，这与强迫者的左脑优势截然相反。不仅如此，癔症型个体的心理过程也明显有别于强迫者，前者一般能够借助主观、整体和想象来认识世界，有些高智商的癔症型个体可能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对情感体验的理解十分深刻，更具想象力和逻辑性，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衍生出智慧与艺术的绝妙结晶，强迫者则没有这样的优势。
从驱力发展阶段看，癔症型个体（癔症型人格和癔症神经症）可能存在“口欲期”和“俄狄浦斯阶段”的力比多双重固著。可以设想，一个天性敏感、渴求满足的女婴，特别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但母亲却没能让她足够满足、安全和有价值，因此她日渐失望，于是当成长到3-6岁的俄狄浦斯阶段时，通过贬低母亲来完成与她的分离，继而将这种强烈的爱转向父亲。此时，性心理的发育也催化了她对父亲这一客体的向往。口欲期未能满足的需求，叠加上俄狄浦斯阶段对父亲的动力，导致了俄狄浦斯期的驱力尘嚣甚上，从而妨碍了女孩正常状态下（既认同母亲，又与她竞争）解决俄狄浦斯冲突的能力。譬如表现出对母亲进行贬低，转而过度依赖男性的倾向。
毫无疑问，这种处境令她产生双重固着：一方面，她将男性视为强大吸引力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女性看作软弱无能、无足轻重的角色。她对男性力量的向往造成对男性不由自主的仰慕，但同时又会潜意识地嫉妒、憎恨男性。她会尝试依靠接近男人来提升自尊和自信，同时又会竭力诋毁男性的优越感。她卖弄风情、崇尚女性特权，甚至故作柔软，用“妇人的妖计”来与男性比肩抗衡。这种行为与其说是利用“性”来表达，不如说是用“性”来进行防御。她担心男性的力量，害怕男人，因此可能无法完整地享受亲密之爱，甚至会对性关系感到恐惧和排斥，比如出现性交疼痛、感受麻木、性冷淡或缺乏性高潮。
癔症个体的情绪不仅高度焦虑，而且对羞耻与内疚具有很高的易感性。虽然他们经常被人斥为“情感肤浅”，但实际上这种“肤浅”不是天然缺乏感受能力，而恰恰是“防御”所致。因为他们常常挣扎于难以承受的强烈情感中，导致他们不得不使用“与众不同的防御”对这种强烈的情感加以防范应对。
（三）防御机制及病理过程
从心理防御的角度看，癔症型人格的个体一般使用“压抑”、“性欲化”、“退行”等防御机制来处理心理冲突，偶尔使用“解离”防御机制，还常常使用“见诸行动”来对抗内心恐惧，而且其恐惧的对象一般是幻想中的强权人物，或者是人际互动中令其兴奋的异性。
压抑是癔症者的基本心理过程，因为“遗忘”在癔症及癔症人格个体中十分普遍。催眠治疗发现，这些被患者遗忘的创伤体验，往往与乱伦有关。因此，弗洛伊德早期对癔症的治疗主要着力于解除患者的压抑，即通过自由联想，引导他们将潜意识的心理内容呈现到意识中来。当患者的创伤性回忆中呈现出当初的创伤情景后，便可以起到宣泄作用，其症状也会随之消失。但弗洛伊德不久便发现，某些癔症患者所“记起”的内容其实是她们的幻想，于是他将重点转向了体验或感受层面，关注个体压抑的欲望、恐惧、童年体验以及与之相伴的痛苦，而不是探究具体的乱伦事件。
弗洛伊德认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的禁欲风尚是女性癔症的主要文化动因，这种对女性的欲望的文化压抑，转换成了躯体症状（转换型），于是产生了诸如“手套样麻木”等躯体反应，而这些症状恰恰与某种自慰冲动与道德禁忌之间的尖锐对立有关。癔症患者的高焦虑，其实正是这种源于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张力（即患者被压抑的性欲张力）转变为不分具体对象的“弥散性神经质”的结果。
弗洛伊德对于癔症患者的心理动力学解释，完全可用于对癔症人格形成的推理假设。如果一个人针对欲望的压抑波及到他们与人爱恋的正常愿望时，爱的需求就会蒙上性欲望的色彩。这一转换可以用“禁忌就是诱惑”来解释：个体可能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性诱惑（即“性欲化”），即对压抑的“反向形成”，而当事人对自己行为表现的性色彩却又一无所知。当她们被告知其表现出的性暗示时，甚至会感到惊讶或震惊。不过要注意，这样的个体，在真实的性行为过程中反而很难享受快感，性的愉悦往往难以实现或转瞬即逝。因为癔症型个体的性感表达原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只是为了吸引异性，并与之建立依恋关系，并以此获取地位、安全和自尊，而这些需要显然与性并无必然的关联。
癔症人格的“退行”防御可以这样来理解：当他们感到不安全、害怕被拒绝或身临险境而激起潜意识的恐惧时，就会表现出软弱无力、孩子气十足，并通过迎合拒绝者或施虐者，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如果心理功能较为健全，其退行行为就会表现得可爱迷人，但若处于边缘性或精神病性水平，就会表现为躯体不适、胡搅蛮缠、吹毛求疵或寻求刺激等行为。譬如，许多癔症型女性喜欢装腔作势、趋势媚俗，热衷于谈论强壮高大的男性，或者当众晕倒，这些表现便是上述分析的例证。
癔症型个体常常使用“见诸行动”来对抗恐惧。他们会主动接近潜意识恐惧的客体，虽然举止轻挑，但却害怕与异性亲密接触；喜欢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但又羞于展示；竭力成为众人焦点，却又自卑自闭；畏惧权威，却又挺身刺激他们。这些都属于“反向形成”方式的见诸行动。
由于癔症型个体的潜意识中存在过多焦虑、内疚和羞耻感，加之长期的冲突张力导致的紧张气氛，他们对刺激十分敏感，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当遭遇某种难以处置的情感纠葛时，他们可能使用“解离”防御来减轻心理压力。譬如，泰然漠视问题的存在，毫无理由地低估情境的危险性或问题的严重性。还可能通过“错误识忆”、“伪谎言癖”、“神游状态”、“暴饮暴食”、“癔症性狂怒”等来处理内心冲突。所以，癔症型人格有时与解离人格（即双重或多重人格）具有相似性。
（四）创伤与关系模式
需要指出，由于癔症型人格多为女性，因此临床上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癔症型患者，而男性癔症型人格的创伤与关系模式，与女性基本相似。
可以肯定地说，在癔症型异性恋个体的成长经历中，通常能找到强调异性特权和价值的相关事件、亚文化、家庭氛围或态度。这样的成长环境容易催化形成子女的癔症人格。就女性而言，女孩子痛苦地意识到父母更喜欢异性别的哥哥或弟弟，或者在她出生之前，父母其实就想要个男孩，或者家里的男性比女性总是拥有更优越的地位和更多的权力。因此，当这个女孩偶然获得关注时，便会肤浅地以为，人们喜欢她的是因为她漂亮、温顺，或者天真、可爱、幼稚、乖巧等。这样的环境中，女性气质其实被视为不屑，当她的兄弟受到批评时，她会推测是某种女性特质在他们身上作祟（譬如，你是个娘娘腔，你不够男子汉等等）。她也可能因为被自己的父亲疏远和拒绝而伤感。此类创伤让她觉得，男性对于女性似乎有超强而特殊的吸引力。
临床观察证实，癔症型人格的女性通常拥有一个既威严可怕又魅力十足的父亲，譬如，强壮的身体、低沉的声音，这些特质对小女孩都具有不容置疑的诱惑性和威慑力。一个既溺爱又充满威胁（暴躁、挑剔、反复无常或有性暴力）的父亲会让女儿产生既想靠近又想回避的冲突，这样的父亲势必成为令女儿兴奋又恐惧的客体。如果再加上母亲的软弱无力、百依百顺，那么这种典型的“父权家庭模式”的影响就会加剧。女孩会逐渐形成这样的认知：女性地位卑微，当自己惹人喜爱的少女时代结束后，就得费尽心机去迎合男性。可以说，缺乏自尊的不称职的母亲，以及一个极度自恋的父亲，是女性癔症型人格的家庭关系基础。
癔症型人格的形成还与性别认同有关。如果是男孩，生活在母权家庭中，男性气质就会常常受到质疑（譬如，母亲轻蔑对待男孩缺乏男子汉气质的态度），其结果是形成男性癔症型人格。不过相比之下，女性更容易出现癔症倾向，其原因可能有两点：⑴男性主导的家庭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实；⑵父亲对孩子生活起居的照顾较少，这种距离感使父亲看起来似乎总比母亲更加神秘，形象也就更加高大。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身处强权之下的癔症型个体，必然形成谨小慎微，幼稚而勉强应付局面的行为。尽管他们可能表面上善于运筹帷幄和掌控一切，但内心却空空如也，漏洞百出，其虚张声势或操纵他人的目的，是基于安全感、认同或接纳的需要，他们试图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建立安全感，并藉此维持自尊感。但他们绝不会以“制胜”他人为乐，这一点与精神变态人格有显著不同。
有位25岁的研三女生，她从小就接受来自父亲的大量关注，但父亲性情漂浮，极易发怒，行为放荡，由此造成了她的癔症型人格倾向。她身上有较为典型的癔症型人格表现：擅长接近男性，习惯于拜倒在具有独裁气质的导师门下，对他们巧妙奉承、毕恭毕敬。男导师面对她的引诱行为一般难以拒绝，所以每每落入情感陷阱。不过，当她感到已经成功地吸引到对方时，一方面沉迷于与成功相伴的感受，感到自己有力量、有吸引力、被需要，但在行为上却极力回避，担心吸引招致对方真正的性要求，并为自己激起对方的性欲而感到内疚。这位女学生选择的吸引的对象仅限于男性，特别是那些权威男性，这种行为受强大的驱力推动，但也引起她内心冲突不断。
依附于某一理想的异性客体，实际依附于某个权威男人，或者象征性地与之融为一体，都可能令其产生一种“延展性”的自尊，即“这个强者是我的一部分！”追星心理与之类似，追星族习惯于将明星或政客理想化，其见诸行动防御常常应用在性方面——即由潜意识冲动激发出幻想——被一个强有力的男人侵入，由此来汲取他的力量。
救助他人是癔症个体获得自尊的另一种方式。这是翻转（reversal）即“反向”防御机制的结果。譬如，帮助那些受到性侵的妇女和儿童，以此来处理自己幼年受到性侵的屈辱。他们往往通过帮助那些处于危难中的同类人群来平息自己内心的恐惧，他们还会同样的方式对抗权威恐惧，努力改变或治愈当下生活中的客体，以取代早年那个令其既畏惧又兴奋的客体形象。这就解释了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甜美、热情的女性会与一个残暴、霸道的男性坠入爱河，期盼自己以此能够“拯救”这个有吸引力的“坏男人”。
检查癔症人格的心理意象发现，男性患者的梦中经常出现神秘的“子宫”意象，而女性患者的梦中则较常出现“阴茎”意象。癔症型女性会认为，自己身上的攻击性倾向是“男子气概”的表现，并倾向于把自己与男性放在相竞争的角色上。正如一位癔症型女性所说：“当我坚强起来的时候，似乎一下子变成了男人”。这种感受可能导致某种不典型的同性恋倾向，并在同性恋中充当“男角”，这是性别认同混乱或矛盾所致，似乎不同于衡定的性身份认同障碍患者。
癔症型女性通常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唯恐因自己年老色衰而失去性魅力。男性癔症个体也有相同表现。他们爱慕虚荣，不遗余力地展现魅力。癔症型个体虽然惯用自恋型防御机制，但与自恋型人格不同，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或维持自尊，而不是与客体合并或融为一体。因为他们的内心较少出现空虚感，吸引别人的动机并非出于匮乏无助。在一些人格水平较为成熟的癔症个体身上，人格中爱的成分与防御及敌意并存，由此产生明显的内心冲突。
另外，癔症型个体内心可能有强烈的“被阉割感”，他们通过展示和炫耀自己的身体，将这种消极感受转化为对自己身体魅力的积极感受，这种展示意味着是在与内心的沮丧做斗争。
癔症型个体的情感总是带有一种做作、虚假和浮夸的意味，但他们并不是不想“如实”地表达自己，而只是担心在权威面前的率性表达会导致不测，所以只能逢场作戏。他们还可能表现为“玩世不恭”的姿态，因为这样一来，一旦发现环境不利于自我表达，就可以立即收回之前所说的话，或者干脆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诸如：夸张的咆哮：“我实在是太、太、太崩溃了！”，或者戏剧性地怒目圆瞪——明摆着让别人不要把这当回事。
所以，分析治疗家布朗伯格（Bromberg）在1996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一辈子都在假装，但扮演的却是他们真实的自己”。很不幸，癔症型个体往往无法使别人信服他们的主观体验的真实性。作为治疗师，如果能够营造安全而尊重的氛围，癔症型的来访者会体验到自己的内在体验，并接受治疗中所获得的理解，从而逐渐能够用可信的、坦诚的、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也能够以主动而真诚的方式参与分析治疗。
（五）治疗、移情与反移情
对于癔症型患者，弗洛伊德经典的心理动力学分析仍被认为是主流的方法，即治疗师保持相对节制、中立的态度，注重言语背后的含义而非话语内容，讨论防御的动机而非防御形式，针对患者的移情和阻抗，有步骤地进行解析。其中，对移情的分析是治疗的重点，它是保持稳定治疗关系的关键，否则整个治疗就容易陷入混乱。不过在开始阶段，治疗师应以热情接纳不加干涉的态度对待患者，包括温和的提问、适当的沉默、准确的镜映。治疗师绝不能带有“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态度，因为这会让患者产生“被阉割、被洞悉”的恐慌。同时，治疗师在开始阶段要谨慎对待自我暴露，慢慢等待安全氛围的形成和移情的发生。
在移情关系中，癔症型患者喜欢情绪化的表达，包括喜欢谈论自己对他人（尤其是对治疗师）的看法。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女性癔症患者遇到富有魅力的男性治疗师，会发生什么？！弗洛伊德曾无可奈何地表示，无论他多么努力克制和忍让，癔症型女性仍觉得他令人意乱情迷，并为此感到痛苦，埋怨弗洛伊德让她爱上了他。
对癔症型女性患者而言，她的男治疗师可能是个令人兴奋但又充满威胁的家伙，因此欲拒还迎。而对女治疗师则没有这种感觉，但会产生抗拒、排斥或竞争体验。即使心理功能较为健全的癔症型患者，也可能对治疗师产生强烈的移情，以至于接近精神崩溃。这种强烈移情会使治疗关系极度紧张。面对这种移情，治疗师可以通过治疗性询问加以了解，并谨慎处理。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不会妨碍治疗，反而是通向治愈的必经之路。患者在安全的氛围中，最终能够学会忍受由情绪所驱动的欲望。如果患者基于恐惧不能在治疗师面前坦承自己的强烈情绪，她们就有可能会去寻找另一些具有相似性的“替代客体”并付诸行动，譬如和治疗师之外的另一个男人发生性行为。
与癔症型患者建立稳定的治疗关系是一个难题，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月，他们极易临阵逃脱，并将这种行为合理化。有时，他们能够意识到这是出于自己对治疗师的爱慕、恐惧（尽管这种恐惧会伴有些许温暖）和仇恨，所以只能焦虑地逃开。对于患者的此类情感，如果治疗师不是过度批评或贬低，也不要过度防御或回避，则会收到良好效果。
治疗师的某些反移情会妨碍对癔症型患者的治疗。常见的反移情包括“防御性疏远”和将患者“婴儿化”。治疗师一旦感受到癔症型患者不够真实的情感，就很难保持尊重的态度。患者的装腔作势很容易诱发治疗师的嘲笑与鄙夷，甚至厌恶。这样一来，敏感的癔症型患者会因治疗师“居高临下”或鄙夷的态度而受伤。
治疗师的“全能感”也对治疗构成不利影响，并且常常与将患者“婴儿化”并存。一方面，治疗师表现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和充满鄙夷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把癔症型女性当成“小女孩”对待，给予额外的安抚、建议或赞美，这一态度对癔症型患者是极其有害的。因为治疗师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在暗示：对方是虚弱的，无法自己解决问题，而且缺乏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治疗师应信任这类患者的承受力，不必把自己放到监护人或“自体客体”的角色上。事实上，如果我们对癔症患者保留太多纵容或怜悯，即使不带任何敌意和偏见，也会使他们的自体进一步受损，从而降低他们的自尊。说得严重点，对他们抱以父母般的慈爱，反而有可能是一种侮辱，等同于贬低了他们的“主宰能力”，而这恰恰有可能正是其伤痛之所在。
同时我们还需要高度留意另一种反移情，即治疗师受到癔症型患者的诱惑，而对其“性欲化移情”投桃报李。治疗师需要对自己的这种反移情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极易发生，特别是容易出现年长、权威的男性被年轻、柔弱的女性患者所吸引的情形。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力学解释是：男性害怕被女性淹没，所以试图通过选择弱小的女性来减轻恐惧，而癔症型女患者往往最擅长此道。
总之，治疗师对患者的性欲望见诸行动，此种反移情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对于癔症型女患者来说，表达这种被压抑的欲望才是她们的真正动机，而不是实际的性关系或性满足。对她们而言，“尝试引诱他人却无功而返”往往是促成改变的重要契机，因为这一治疗情境可以提示她们：她们想要依赖的对象并没有利用她们，而是为她们的利益着想，尊重她们的自我价值与人格尊严。这种在生命中前所未有的体验，会促进她们更为有效而直接地发挥自己的主导性，而不再需要以防御、扭曲而虚假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情感。
（六）鉴别诊断
临床鉴别诊断的重点是将癔症型人格与精神变态人格、自恋型人格、解离型人格进行鉴别，因为癔症型人格与上述人格在局部症状表现上具有某些相似性。
（1）癔症型人格与精神变态型人格：如果将重型癔症患者的浮夸、轻浮、易激惹等特征分配给男性，专业人士容易得出精神变态人格障碍的评估，如果将这些表现分配给女性，则会得出癔症型人格的结论。不过，癔症型人格与精神变态人格在驱力表现上有明显区别。癔症型个体拥有强烈的情感依附性，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恐惧，建立稳定治疗联盟的关键在于治疗师能否恰当理解这种恐惧。而对精神变态者而言，如果治疗师对他们的恐惧体验进行镜映，他们会嗤之以鼻。另外，癔症型个体的夸张举止具有防御性质，治疗师力量的展现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或阉割，或者令他们手足无措。但对精神变态者则不同，治疗师的力量展现无疑会激发他们的斗志。
（2）癔症型人格与自恋型人格：首先，癔症型人格的自尊经常与性别认同或特定的冲突有关，而自恋型人格却没有固定的指向，更与性无关。其次，癔症型个体热情洋溢，对他人情满意深，只有在核心矛盾冲突被唤起时会才利用他人。自恋型人格则全然不顾他人感受，不能换位体验和换位思考。第三，癔症型个体经常会对异性同时使用理想化与贬损防御，理想化用于对抗恐惧，而贬损则用于应对威胁或攻击意图；而自恋型个体则会高频度地启用贬损他人的防御机制，并且习惯性地将他人按好坏进行排列，不受自己的情感影响。第四，癔症型个体对传统精神分析十分配合，具有自我边界；而自恋型个体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且边界模糊，具有显著的支配性或控制性。
（3）癔症型人格与解离型人格（多重人格）：这两种人格存在多处重叠，很多个体可能两者兼具，甚至被一些治疗家看成同义词。但区别仍然存在，解离型人格一般由创伤性应激所致，一般与震惊式创伤体验有关，而神经症水平的癔症并不一定由这类创伤所致，更多地与气质敏感性有关，特别是与受虐待经历较少关联。治疗干预中，对癔症型人格采用解释技术比较有效，而对解离人格而言，重构创伤性回忆才是重点。如果对解离人格总是给予解释，会强化他们的否认防御，并可能增加其罪恶感，也无法处理（譬如释放）创伤带给他们的伤害体验。
（附录1）：癔症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美国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诊断标准如下：癔症型人格是一种夸张的情绪表达与注意力吸引模式，起病于青年早期。具备下述五种以上的特征（含五种）将被诊断为表演型人格障碍。
1、如果不是注意的焦点将感到不适；
2、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经常表现出性引诱以及夸张的行为特点；
3、情绪多变；
4、对于自身外表持续不断的关注；
5、说话方式给人印象深刻但内容空洞；
6、展现出戏剧化、夸张的情绪表达；
7、受暗示性强；
8、考虑与他人关系的亲密程度高于实际情况。
（附录2）中国（CCMD-2-R）表演型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1、符合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
2、症状至少符合下述项目中的三项：
（1）表情夸张像演戏一样，装腔作势，情感体验肤浅；
（2）暗示性高，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
（3）自我中心，强求别人符合他的需求或意志，不如意就给别人难堪或强烈不满；
（4）经常渴望表扬和同情，感情易波动；
（5）寻求情感刺激，过多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6）需别人经常注意，为了引起注意，不惜哗众取宠、危言耸听，或者在外貌和行为方面表现得过分吸引他人；
（7）情感反应强烈易变，完全按个人的情感判断好坏；
（8）说话夸大其词，掺杂幻想情节，缺乏具体的真实细节，难以核对。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