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做爱的时候，他的嫉妒很容易就燃烧起来。自从他知道了我过去的性经历后，这种事情就经常发生：突然地，在我们做爱的中间，他停住了，并把我推开……我感到他猛地抽了出来。第一次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受到了什么打击，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不能抚摸我，我的身体似乎让他产生了厌恶，他想象我和过去的其他男人做爱的情景，并强行要求我说出细节，但他又感到我和过去的那些男人的性关系是肮脏不洁的，我就是一个低贱、无耻、可鄙的女人，不像他和我结婚时想象的那么纯洁和健康。但尽管如此，他却强烈地想占有我的身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地试图与我做爱。有一次，他在又一次失败的做爱后，自言自语地攻击我说：“除了雯雯，所有的女人都是婊子！”雯雯是那个与他几年前离异的前妻，比他整整小10岁，他们之间的婚姻生活几乎没有性爱，而且她在几乎每一件事情上都依赖他的照顾——她从不做饭洗衣，更不收拾屋子，因为她什么都不会。他甚至在每天睡觉前为雯雯洗脚。他们曾一起生活了5年。因为他深信，她对他忠贞不二，没有他的照顾，她哪里都不能去，什么也做不了。
性嫉妒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不是因为它天生固有，而是因为它不可避免。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把性嫉妒描述为“像悲伤这类可被描述为正常的情感状态之一”。他认为，要是有什么人显得像是没有嫉妒感，只能由此推断其嫉妒受到了严重的压抑。
一种最能反映性嫉妒受到严重压抑的情况是“嫉妒被隔离”，即，当事人在一个应该感到嫉妒的情形下却并不感到嫉妒，她（他）之所以不能够注意到或者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嫉妒情境，是因为在心理上存在着一个“心理暗点”，这个暗点预示着当事人试图回避一个真正的问题，这个问题恰恰可能与“性”或“丧失的恐惧”有关，“不嫉妒”只是对这一问题的隔离或防御。譬如，一个男人和他社交圈里的每一位女人调情，并和其中的一些乐意为他奉献身体的女人睡觉，但妻子却是唯一对此事不知道的人，并对自己丈夫的忠诚深信不疑。一个和这个男人有性暧昧关系的女人描述了这一现象，她说：
“我和她丈夫如此挑逗地跳舞，我们几乎就是在亲吻和爱抚，我不相信在聚会上有谁看不出这一点，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然而，她正和另外一些朋友聊天，还不时地朝我们微笑。我知道他的妻子并不喜欢跳舞，他说她连‘性’都不需要，所以当丈夫和别的女人亲吻和爱抚时，她根本就‘看不见’。她丈夫要求和她每天做爱，而对于她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负担。或许，她正为看见别的女人替她做这件‘肮脏的工作’而感到轻松呢！”
嫉妒起源于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一些痛苦的童年经验，一旦嫉妒在一个成年人的心中激起，这些普遍存在的童年创伤就会被重新唤起。这些保留在心灵深处的创伤可能包括“失去所爱的什么人而引起的悲伤”或“想要却又得不到的痛苦”，以及“对成功对手的仇视”或“对丧失某种关爱的自责和羞愧”等等。
临床心理治疗中发现，下列两种童年创伤情境与成人嫉妒有最直接的关联：
第一，多子女家庭的竞争情境。在兄弟姐妹之间发生的关于爱的竞争是嫉妒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那些处在竞争弱势的孩子，内心会体验到更多的爱的丧失的痛苦，他们在面临成人的嫉妒情形时，通常容易采取病态忍受态度，或者倾向于“隔离”这种痛苦的体验，表现出“不嫉妒”的现象。相反，那些在竞争中获胜或被娇宠的孩子，则养成自我中心人格，在成人嫉妒情形中则倾向于保持争斗性和竞争性，以维护自己优胜者的地位和权益。
第二，与“父、母、孩子”三者直接关联的“俄狄浦斯冲突”情境（对女孩子而言，这个情结被称为“伊莱克特拉情结”）。弗洛伊德相信，嫉妒主要植根于和“俄狄浦斯冲突”相关联的童年事件之中。这一理论在独生子女家庭关系分析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孩子童年的大多数时间与是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来说，将第一次性感觉指向家庭成员中的“异性别成员”（即与孩子的性别相反的父亲或母亲）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对于一个男孩来说，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母亲；而对于女孩来说，这个人最可能就是父亲。男孩“爱”母亲，女孩“爱”父亲，但两者都有一个难以战胜的对手——“同性别的父母”。当孩子因性感受指向自己的“异性别父母”并产生恋母或恋父的冲动时，由于“同性别父母”作为强大竞争对手的存在，将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嫉妒。
“俄狄浦斯冲突”被经典的精神分析视为性嫉妒的最主要的根源。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一种情境和第二种情境同时发生或者叠加在一个人身上，性嫉妒将进一步加强，甚至达到超出常态的地步。我的一位来访者，一位32岁的未婚女士，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成人以后一直和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而不选择恋爱结婚时，曾有过这样一段陈述：
“我总是不能够容忍我的母亲，50多岁了还像个小孩子，简直就是‘老妖婆’。这可能和我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有关。我在不足2岁时就被母亲送到奶奶家寄养，理由只有一个，我妹妹快要出生了。也许母亲觉得妹妹更重要吧！在我满6岁的时候，奶奶把我从北方老家送回到成都父母的家，但是，在奶奶返回北方老家的这件事情上，母亲欺骗了我，她告诉我说奶奶会一直陪我。但有一天，我突然预感到奶奶走了，因为我发现已经有好一会儿没有看到奶奶的身影了，于是我发疯地跑到火车站，（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可是，可是我只看到奶奶在车厢窗户里对我挥手！我恨死了母亲！”
“昨天晚上，我和父亲坐在沙发上正看电视，母亲在收拾厨具。一会儿，母亲在厨房里大声嚷嚷着，要父亲帮她往盆里接水，父亲没有理他。过了几秒钟，她又大声嚷叫起来，我心里烦透了，猛地冲到厨房，对母亲说：‘你，你就不可以自己接水啊，就会使唤我爸’。不料母亲却振振有辞地说：‘他是我老公，我使唤他我乐意，怎么啦！’我一下子委屈地哭将起来。……我并没有说他不是她老公呀！可他也是我爸呀！”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嫉妒人人皆有，但“三角关系”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病态嫉妒（反常嫉妒）。对于男孩子来说，这种产生于“父、母、孩子”三者之间的病态嫉妒，通常以客观上存在着一个与孩子争宠的“父亲”或者存在着“母亲的另一个情人”为前提。反之亦然。
隐藏在成人身上的关于两性关系的嫉妒的阴影，与童年和青春期在和父母之间的“三角关系”中所体验到的某种悲伤、委屈、愤怒、丧失、无能为力等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这种痛苦的体验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是，一旦当事人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类似的三角关系当中时，这种被封存的痛苦记忆就会被重新唤醒。也就是说，嫉妒并不总是被轻易地唤起，它只是在某种“类似的情境”中才被重新唤起。精神分析治疗的目标是把无意识的冲突带入到意识之中，因此，治疗师可以帮助一个遭受嫉妒痛苦的人洞悉嫉妒的“真正”根源。如果人们最终能理解自己身上嫉妒的根源——即是说，过去创伤事件在当前的意识中重新呈现，便可被认为他们（她们）已经得到了治愈。
尽管，从嫉妒的外在表现来看，在正常嫉妒与病态嫉妒之间，实际上没有一条清晰的红线，我们似乎只能以“是否起因于实际的情境”或“是否与环境相称”作为一个模糊的判断标准。不过，如果从产生嫉妒的心理病理机制的角度看，病态嫉妒与正常嫉妒则是可以相对明确地划分的。弗洛伊德认定，有两种形式的嫉妒属于反常嫉妒，即“投射型嫉妒”和“妄想型嫉妒”。
投射型嫉妒是指一个曾经不忠或者试图不忠的人，将自己“被压抑的不忠”冲动转移到他的配偶或恋人身上，进而由此怀疑对方不忠或有不忠的想法，并产生嫉妒反应。
从本质上说，投射型嫉妒起因于当事人自己实际上的不忠或者当事人被压抑的不忠的冲动，他们因为不能够“直面”或者“觉察”自己的这种冲动，而把不忠的阴影“投射”到清白无辜的配偶或伴侣身上，然后又因自我投射所产生的威胁而倍受嫉妒之苦。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投射型嫉妒属于典型的“自己给自己过不去”。
投射型嫉妒的产生可能与三个方面的深层心理有关：
一是对自身罪恶感的回避与辩护。当一个人“将自己不忠的冲动“投射”到他的伴侣身上后，他（她）便可以释放自己的罪恶感，并能够以这样的无意识台词为自己辩护：呵，我的伴侣其实也不会比我好多少！
二是保持两性关系忠诚的需要。弗洛伊德写道，“忠诚，特别是婚姻要求的忠诚，仅仅是在面对不断的外部诱惑下才得以维持的”。即使是那些否认这一点的人，也会体验到嫉妒的“价值”所在，这也是嫉妒在维系婚姻关系中的积极功能之所在。
三是两性关系中增进激情的需要。在两性关系中嫉妒的存在，能够强烈地唤起当事人的性冲动和指向伴侣的原始占有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无法唤起配偶或恋人性嫉妒的人，在配偶或恋人的眼里常常也是没有性吸引力的家伙。
尽管投射型嫉妒有一种近乎于妄想的特征，但这种妄想特征仅仅是针对他们的配偶或伴侣而言的，而不是出于自身的无辜。而且，与妄想型嫉妒不同，投射型嫉妒往往易于治疗。当嫉妒者理解到自己的嫉妒是自身被压抑了的不忠冲动所导致的结果，或者是自身关于性的道德观所致，以及被证明他的伴侣一直对他很忠诚以后，嫉妒就会大大缓解甚至消失。
妄想型嫉妒则不同，它是妄想症状的一种，通常被描述为“没有任何现实依据地怀疑或认定配偶或伴侣的不忠，并因此感到痛苦不堪”。妄想型嫉妒是性嫉妒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与投射型嫉妒不同的是，妄想型嫉妒是一种“即使没有任何现实基础也会顽固地存留下来”的信念，当事人对妄想的内容深信不疑。
在美国官方的《美国心理学会心理紊乱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中，“妄想型嫉妒”被描述为：
妄想的中心主题是他或她的配偶或情人不忠。这一想法没有充分理由地产生，见基于微不足道的“证据”（例如，不整的衣冠或被单上的污点）—被收集起来用于证实妄想——所支持的不正确的推断。有妄想的人往往与配偶或情人对质，并企图干涉被其想象出来的不忠。例如，限制配偶的人身自由，秘密跟踪配偶，调查想象中的配偶的情人，用语言攻击配偶。他们想保持对亲密对象的完全控制或全能掌握，以避免被背叛，他们可能会不断地向配偶或伴侣提出一些有关地点、行为、意图的疑问，以审查配偶或伴侣是否忠诚。
妄想型嫉妒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当事人原生家庭中的“性不忠”事件。这种事件通常与“异性别”父母的不忠行为直接关联。对于男人，不忠发生在母亲身上；对于女人，则发生在父亲身上。而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一般是当事人性情萌动的“3-6岁童年期”和以后的“青春期”。
我分析治疗过的几个有关妄想型嫉妒的男性，他们无一例外地在3-6岁的“俄狄浦斯阶段” 或“青春期”曾经发现过或目睹过母亲的婚外性事件。在其中的一个个案中，这位丈夫声称他26岁的妻子饮酒太多，和不道德的人有性关系，他监听妻子的电话，检查妻子的手提包，严厉地斥责妻子的不忠，直到妻子跪在他的膝下哀求他的信任。不过，在心理治疗中有一点发现：他对妻子的指责，尽管很不适合他的妻子，但却非常适合于他的母亲。分析谈话中证实：他的母亲的确是一个嗜酒的女人，在他青少年时期，有几次母亲喝得不省人事，不得不让他把母亲带回家。母亲的工作就是一个招待所的服务员，曾与许多男人发生过令人作呕的性关系。在他12岁的那年，有一天，他早一些放学回到家，打开房门，竟发现他的母亲正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做爱。他自始至终没有说什么，甚至就在因母亲的滥性导致父母暴力冲突的时刻，他仍然保持了沉默。这无疑遗留下了他对母亲的怨恨和对父亲的愧疚。
以精神分析视角看，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性不忠”事件所产生的创伤性影响，客观上会刺激或强化儿子在童年期的“俄狄浦斯冲突”，最终会推动儿子成人后在与异性的亲密关系或婚姻关系中陷入妄想型嫉妒的痛苦体验之中。精神分析对这一痛苦体验的心理解释是，这是他在母亲的“不忠”事件中曾经体验到的某种痛苦感受的“妄想型投射”：他不得不陷入自己位居第二的境地了！伴随“位居第二”而来的愤怒、委屈与不安，充盈全身的每一个血管，并以一种更严重、更具破坏性冲动，折磨着他的灵魂。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相对于父亲来说的屈居第二位者，而且还因一个“对母亲没有任何权利”的陌生男人的存在而丧失了自己仅有的情感位置。通过父亲头上的这顶“绿帽子”，母亲使那个曾经位居第一的男人—父亲—成为了第二位者。这样，他便无法通过“认同”或“模仿”自己的父亲而成就卓越、确立自信，他注定不可改变地变成了永远的第二位者。
对于处在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来说，不一定非要实际地目睹“异性别父母”的“出轨”或“出墙”行为才会导致心理创伤，听说不忠或者看见自己的“异性别父母”与另外的人调情，这就足够了，只要这种事件在父母的不幸的婚姻关系中有所表现，即使仅仅是间接地表现出来，也足以导致孩子的心理创伤。
发现自己母亲不忠，在男孩心中激起的痛苦的强烈程度，与他要消除这种痛苦的需求的强烈程度，总是一个正比例关系。那么，一个在母亲不忠事件中受到伤害的男孩子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一种有效的选择是，在他成人以后娶一个“不会不忠”的纯洁女人为妻，然后又以不断的、毫无根据的“不忠指责”来折磨她，这是一种安全的策略。
对这些男人来说，“忠诚的妻子”也许代表了在他童年或青春期幻想中本该如此的母亲；“不忠的指责”使他能够得以重温童年时代的创伤情境，并期待结果却与过往事件大不相同；妻子“对忠诚的反复确证”和“对忠诚的坚守”有助于帮助他从母亲不忠的可怕记忆中解脱出来；“自己的愤怒”和“妻子的眼泪”可以让他宣泄对母亲的怨恨，并获得“为父报仇”的快感。妄想型嫉妒用一组极富戏剧性的“症状”，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从“位居第二”一跃为“位居第一”的幻象与神话！这大概也是妄想型嫉妒总是指向一些清白无辜的伴侣的一个心理动力学解释。
（南岛/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