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欧洲回到东亚，回到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
在那个大时代里，蒙昧和觉醒并存。各种思潮，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伦理的、军事的……纷纷涌入，成为救国图存的养分。正如若干年后，那部《霍元甲》的主题曲所唱的：“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算是大时代里的小学问吧，也借着西学东渐，开始传播进来。咱们走马观花，理一理这笔流水簿子，虽或稍显平淡，想来也自有其别样的况味。
据考证，1872年11月28日，署名“执权居士”的中国人在《申报》发表《论西教兴废》，提到西方“化学、天文、格物、心理”等学问，这是首次在中国用“心理”来代指一门学科。不过始终没有人能考证出“执权居士”何许人也，这个词像是偶然一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一般认为，Psychology在中国被译作“心理学”，且广受关注，是在30年之后。那时节，日本用汉字“心理学”翻译了Psychology，由康有为在1897年带回中国。到了1902年，梁启超专门撰文区分了“心理学”和“哲学”，王国维则翻译了日本的《心理学》一书，就把这个词推而广之了。
1879年，在“执权居士”之后7年，有一个德国人，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被认为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当然，这个人就是冯特。
此后约40年，冯特的一位中国学生，在1917年的北大，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他是蔡元培，当时的北大校长。
这个时间里，一战已经结束，西方暂告平静，东方却依旧水深火热。时光前行到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继续蓬勃展开，大幕后边的新时代，一时还看不清楚。
这时候的老弗爷在做什么呢？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赶走了“叛徒”，距离得口腔癌还有四年，距离希特勒上台排犹还有14年。这一年他的世界影响力继续扩展，还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负责出版自己和精神分析运动的相关著作。这大概算是弗洛伊德“最好的时代”了。
而作为一种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弗洛伊德的学说这时也已经在国内传播。只是这时候，国内似乎还没有开拓出心理咨询或者治疗的理念——那要等到1935年之后，沙利文的中国学生戴秉衡回来之后了——精神分析主要作为一种个性解放的理念被重视，和进化论、超人学说等被一起注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1922年，鲁迅创作了小说《不周山》，目的是借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的发生，人和文学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用性本能、性驱力的理论，来演绎中国的“创世纪”，演绎繁衍、创造和升华。带着这个前提，去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下边的引文，“懊恼”、“不足”、“弥散”、“无聊”、“圆满”、“肉红”……这些词里，是可以读出满满的力必多的味道的。说不定，作者在家庭和婚恋方面的苦闷和驱力，也在这样的描写中，像写诗一般的描绘了出来。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
不止这篇，鲁迅还有不少文章中体现出来对潜意识、压抑、意识流等理念的借鉴。也在一些杂文里不时有对弗洛伊德和他的泛性论的直接评论和批评，可谓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了。有一本书叫《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里边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要么是鲁迅自己的文章，要么是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可见鲁迅在文学创造中和弗洛伊德纠缠之复杂。相比之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对弗洛伊德提及不多，但周作人可能是中国最早宣传性心理和性教育的学者，对霭理士和他的《性心理学》甚为推崇。
时光之舟继续前行，到了1930年。章士钊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还在书中影印了弗洛伊德写给他的亲笔信。其他学者也在不同时期，做过对精神分析传布的工作。
比如美学家朱光潜就翻译、介绍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荣格的心理学的知识。这些学者们触类旁通，觉得可能有益于时代，就尽量接引进来。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学者中，对精神分析方面研究较多的是高觉敷。他翻译了《精神分析引论》等弗洛伊德的专注，并正式把这门学问用中文翻译成了“精神分析”，那个“伊底”的译法，也是他发明的。高觉敷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并不认可，但依然作为一种有创造性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理论来推荐。
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待西方学问的基本的态度。既不弃如敝履，也不迷信盲从。只是如盗火之人，“用他国的火，煮自己的肉”，尽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