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Ted演讲创办人克里斯·安德森今年年初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传染性慷慨》，内容主要是讲怎么跟流量打交道。
安德森在书中提出，我们应该带头做好事，因为好事会传染。耶鲁大学社会学家克里斯塔吉斯通过实验发现，慷慨行为确实具有传染性，你做了好事，也能感染别人做好事。
接下来，安德森寄出了他的必杀技：向精英喊话。安德森在书里提出一个号召，名字叫“全民捐赠誓言”。说是全民捐赠，但其实这话是冲着精英阶层喊的，他号召精英阶层每年捐赠出收入的10%。而且安德森在书出版后，第一个就将这个誓言通知了比尔盖茨。
不知道你对全民捐赠誓言有什么感受，就我而言，我想起了两件事。
一个是春秋时期，鲁国出了一条法律，说如果在国外发现有鲁国人被迫当了奴隶，那么你把他赎回来，国家可以报销赎金。子贡去国外办事，发现了鲁国的奴隶，子贡将奴隶赎回来却选择不找国家报销。孔子对子贡的行为感到厌恶。
孔子怎么想的呢？孔子认为，子贡看似特别高尚的行为导致了以后当别人再在别国遇到鲁国的奴隶，就会很难做出选择。如果把奴隶赎回来，领赎金，就会显得自己品德不高尚；如果把奴隶赎回来，不领赎金，自己又很不愿意承担经济损失。所以最有可能发生的是在别国遇到鲁国的奴隶，视而不见，当作没有遇到，于是鲁国的奴隶就很难被救回来了。这就是孔子对子贡行为感到厌恶的原因。
另一个事情是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主张大学生之前所欠的助学贷款都不用还了，以后上大学也都免费。不少选民高声赞扬，但是当有人问桑德斯，谁来为此买单呢？桑德斯不吭声。
子贡的行为虽然让孔子厌恶，但相比安德森和桑德斯，子贡想要做好人，至少是把自己豁出去的。而后者的行为是自己要做好人，但却是把别人豁出去。这种慷慨，是在慷谁的慨呢？
类似上面例子的事情其实很多。真正让我感到有点吃惊的是一个我认为顶尖的知识付费平台，居然把克里斯·安德森的全民捐赠誓言，以及他通知比尔盖茨的事情当作积极正面的例子来讲。这让我感到有点难受，因为我有点担心这个平台的内容质量下降，担心“砖家”会出现在这个平台。
“媒介即信息”，这是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核心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砖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专家”似乎是注定的。
媒介即信息的意思可以按照字面来理解，媒介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讯息。即，人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也就是说，信息传播的媒介或者工具而不是传播的内容，决定了传播的效果。
于是媒介这种传播工具的改变，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播的效果，使其越来越脱离传播内容本身。
从接受信息的角度说，传统传播方式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口耳相传，另一类是文字传播。对此，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就已经展开争论。
苏格拉底站在口耳相传一边，认为口述的内容不固定，在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许多不同的版本，而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口语保证了阐释的多样性，这很好。柏拉图站文字一边，认为用文字写下的内容，既能够被准确描述，也能形成结构。
于是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柏拉图写了好多东西。
相比口耳相传，第一，文字可以长久保存，这使得知识的增量成为可能。有了文字，知识就能保存在图书馆里，没有文字，知识就只能保存在村儿里最年长的奶奶那儿；第二，文字打破了发出信息的人与接收信息的人必须同时在场的限制；第三，相比于口语，文字是抽象的，并且会自动发生演化。许多抽象大词，例如自体，他者，道德，逻辑，这些词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其对应的所指，也就很难在口语中产生。而人类也正是因为应用文字时要不断进行对符号的编码与解码，才训练出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
文字比口语要复杂得多，要运用好文字又需要一定的逻辑思维，这样，文字天然就属于知识精英。在过去，由于留下文字的成本太高——从刻在石头上到出版书籍，因此能够留下文字的人当然也都是权贵或者知识精英，而文字也就自然拥有反民主的特性。
但是，当广播和电视被发明出来，这种传播局面发生了翻转。“听”和“看”不需要前提，听广播看电视没有门槛，不需要学习。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说话，却并不影响他看动画片。以听声和看图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回归，意味着文字给我们带来的概念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弱。而当我们进入互联网自媒体时代，这些效果会以更快的速度呈现出来。
对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依旧会注重对自己概念抽象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但是他们的地位却大不如前，甚至被互联网自媒体网红所淹没，找不到一丝痕迹。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是，在过去信息传播成本很高，能发声的只有专家。而到了互联网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发声。专家并非不会犯错，只是犯错的概率更低，但是咱们这些被憋坏了的吃瓜群众也要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并揪着专家的错误不放，以证明专家的看法不见得有多么高明。于是，我们很多人在想象中也把自己当成了专家。
第二个原因，无论我们自己有着怎样的观点，总能在广袤的互联网中找到和自己观点一样的长尾，于是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的观点有市场，和我们观点不一致的人就是傻子，那些专家也是傻子。
第三，互联网是即时反馈的。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根本还没有想清楚，就不得不话赶话地把话讲出去了。这时候，只要有人说的话特别能抓住我们的情绪，我们就认为他说得对，说得好，这样的人就是专家。殊不知也许坐在屏幕对面的人只是读过小学的半文盲，或者是个有学历而没智识的人。
第四，在互联网时代，内容是过剩的，注意力是稀缺的。过去的知识精英，需要的是拿出本事搞定编辑就可以发表文章或书籍。但是现在，为了争夺注意力，就必须迎合大众。专家和大众，心态完全颠倒了，逻辑完全不同。我是一个屌丝，但是我关注了你，就是对你莫大的恩惠（这也是一代代人越来越自恋的重要原因）。于是，专家为了迎合大众，为了获得利益，也变得不真诚了。
托马斯·索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始于理念并终结于理念，知识分子就是处理理念的人。按照这个说法，知识分子应该是以理念为起点，以对现实的批判为终点。但是如果倒过来——从现实世界出发，拿理念来迎合群氓，或者谄媚权贵——就像汉儒发明谶纬说迎合皇帝，那就是对理念的亵渎和玩弄。法国哲学家朱利安·本达管这个叫“知识分子的背叛”。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并且已经大面积发生。
于是专家降格为砖家。就像在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下，为了讨好选民，赢得选票，竞选者常常会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许下不着边际的承诺，于是政治家降格为政客。前面提到的主张大学生不还贷款，上学免费的桑德斯也是这样“背叛者”。
信息科技只会越来越先进，这既是红利，也有风险。在这样信息过剩的时代，“砖家”取代“专家”恐怕是不可逆的。所以，让我们提高分辨能力，各自保重。
（王律：南岛心理咨询师，南岛周四小组第13期成员）
